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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的建设路径与优化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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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11-5 07:00: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提出“建设全领域覆盖、多层级联通的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健全涉农数据开发利用机制”。《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4—2028年)》则明确“到2028年底,功能完备、上下协同、务实管用的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基本建成”。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要求“实施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旨在提升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覆盖水平,推动数据要素向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各环节深度渗透。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作为涉农数据资源整合、协同治理与场景应用的核心载体,逐步成为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长期以来,农业生产领域存在数据分散、标准不一、共享不足等问题,不仅制约了智慧农业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也影响了智能农机协同作业效能的充分发挥。
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通过整合多源涉农数据、统一数据规范,为破解上述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技术路径。在具体生产环节,平台汇聚气象、土壤墒情、作物长势、病虫害发生等多维动态数据,构建覆盖农业生产全链条的标准化数据资源体系,为精准播种、变量施肥、智能灌溉、病虫害预警等精细化生产场景提供实时数据支持。在智能农机应用方面,平台统筹区域农机分布、作业进度、农田需求等信息,有效支撑跨区域农机协同调度与高效对接,实现作业全流程动态监管,提升农机作业的组织化水平与资源利用效率。多地实践表明,标准化的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能够显著降低农业生产不确定性,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国家战略的引导推动下,各地加速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建设布局,逐步开展跨层级、跨部门涉农数据资源整合,并结合本地政务信息化基础、产业发展特征与治理需求,探索形成了差异化的平台建设路径。这既是因地制宜推进数字农业建设的客观结果,也折射出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在路径适配、存量整合与长效运营等方面仍面临共性的制度性难题。当前学术界大多围绕数字乡村、智慧农业等领域开展了丰富的探讨,专门针对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的研究较少,既有成果主要集中于宏观政策解读、技术架构设计或单一案例描述展开,缺少对全国建设实践的系统性梳理,相关理论分析与经验总结仍有待完善。
为此,本研究聚焦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框架,选取北京、重庆、山东、湖南4地开展多案例分析,考察各平台在推进方式、存量系统处置与动力机制等方面的实际做法与运行特征,识别各平台在建设运行中的关键问题,提出针对性优化建议。
1 理论分析框架与案例选择1.1 理论分析框架
TOE框架是研究组织采纳与实施技术创新的经典理论模型。该框架将影响组织技术采纳行为的因素归入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维度,不预设各维度的具体变量,研究者可根据研究问题灵活选取与界定,这一特点使其在数字乡村建设、农业数字化转型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TOE框架的多维度分析视角,与本研究对平台建设路径进行类型化比较的需求高度契合。基于此,本研究围绕“存量怎么办、平台怎么建、如何持续运转”3个核心问题,将3个维度分别界定为技术维度(存量系统处置策略)、组织维度(建设主导方式)和环境维度(制度与市场双重驱动),构建适用于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路径和模式分析的三维理论框架。
1.1.1 存量系统处置策略
TOE框架将技术维度界定为组织内部既有技术资产的状况及其与新技术的兼容性,本研究将这一维度具体化为存量系统的处置选择。在数字政府与电子政务领域,遗留系统治理一直是研究重点,学界普遍认为,长期分散建设导致政务信息化领域长期存在“条块分割、信息孤岛”等问题,对存量系统采取重构、改造、集成或弃用等不同策略,将直接影响系统整合的实施成本与治理成效。在农业农村信息化领域,涉农业务系统分头建设、数据规范互不兼容的问题更为突出。区别于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区域间可平等获取的通用数字技术,涉农地区在历年信息化建设中积累了标准各异、自成体系的存量业务系统,这些系统很难通过简单改造实现互联互通。据此,本研究将存量系统处置策略归纳为3种类型:(1)结构性重构,即对存量系统进行功能归并与数据迁移,从物理层面消除信息壁垒,确立统一平台的唯一性地位;(2)兼容并蓄接入,即通过统一接口标准将存量系统接入新平台,保留其功能独立性与系统完整性;(3)并行新建,即在存量系统之外新建平台,通过数据交换协议实现新旧系统互联互通。3种处置方式的选择直接决定了平台建设的技术路线选择、数据融合难度与实施成本,是导致各地建设模式分化的关键技术变量。该维度解决的是“存量怎么办”的问题。
1.1.2 建设主导方式
组织维度主要关注平台建设依托的资源条件、制度结构与决策实施机制。电子政务治理理论通常将平台建设划分为“自上而下顶层设计型”与“自下而上需求响应型”两类基本范式,前者侧重统一规划与资源统筹,后者强调基层创新与问题导向。农业信息化领域则将平台运营类型归纳为政府支持型、市场主导型、企业帮扶型和高校服务型,亦有学者提出场景驱动的平台研发思路。
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践,本研究将平台建设的主导方式归纳为3类:(1)政府主导驱动型,由省级及以上政府统一制定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与实施方案,统筹各级财政资金与行政资源,自上而下推进全域一体化平台建设,具有行政推力强、资源集中、标准统一的特点;(2)需求响应驱动型,由市县基层政府根据本地实际业务需求发起建设,优先解决农业生产、乡村治理中的突出痛点问题,逐步向上延伸拓展平台功能,具有问题导向明确、建设周期短、实用性强等特征;(3)场景应用驱动型,围绕粮食安全、特色产业、乡村治理等特定应用场景搭建垂直化数字应用平台,形成示范效应后再逐步推广,具有针对性强、见效快、易复制等特征。该维度解决的是“平台怎么建”的问题。
1.1.3 制度驱动与市场驱动
环境维度重点考察平台建设所处的外部政策规制、市场与竞争条件。本研究聚焦于制度与市场两类外部驱动力量:(1)制度驱动,即中央与地方政策导向、财政支持力度、绩效考核压力等强制性或诱致性制度安排,形成平台建设的顶层推力;(2)市场驱动,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现实需求、特色产业发展需要及数据要素市场的盈利预期,构成平台可持续运行的内生拉力。实践中,受制度环境与市场活力的区域差异影响,各地平台建设的主导动力机制呈现明显分化。该维度解决的是“如何持续运转”的问题。
上述3个维度相互关联、协同作用,从存量处置、推进方式与外部动力3个层面共同构成了不同地区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路径分化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1.2 案例选择与资料来源
本研究采取多案例分析方法,遵循地域异质性与实践典型性原则,选取北京、重庆、山东、湖南4省(市)作为研究样本,主要考量如下:(1)样本地域覆盖范围广泛,分属东部、西部与中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涉农产业结构及基层治理能力均存在明显差异,能够涵盖全国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的主要形态,保障研究结论的普适性;(2)样本实践区分度较为清晰,4省(市)根据自身基础条件和现实约束,形成了差异化的平台建设路径,本研究归纳运行机制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经验材料。
本研究主要资料来源于课题组针对4个案例地区开展的实地调研与半结构化访谈。2025年4月至2026年4月,课题组先后赴北京、重庆两市,走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及平台承建单位,围绕平台建设背景、推进机制、存量系统处置方案、运营现状及面临问题等核心议题,对主管部门负责人、平台技术运维人员及基层用户代表开展半结构化访谈。山东、湖南两地的调研以远程访谈与资料收集为主。与此同时,课题组系统收集了4省(市)官方发布的建设规划、实施方案、管理制度等政策文本,政府公开公示信息、权威媒体报道及相关学术文献,用于交叉印证调研事实、补充平台基础概况与实践成效。需要说明的是,当前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统计标准尚未完全统一,各地统计口径、指标维度与数据发布时点存在客观差异,公开量化数据不宜直接进行横向对比。
为此,本研究整体为定性分析,重点聚焦各平台在建设路径、组织模式与动力机制等方面的具体做法与运行特点,不开展跨区域量化差异比较。文中涉及的成效数据仅用于辅助说明各案例的实践特征与运行状态,不作为横向评判各地区建设水平的依据。针对调研中涉及的具体实践,文中均注明资料来源,并以课题组实地调研素材与访谈记录为核验依据。
2 典型区域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路径
依托前文构建的TOE三维分析框架,本研究分别对北京、重庆、山东、湖南4个典型区域的平台建设路径进行分析,从组织、技术、环境3个维度考察各平台在建设推进方式、存量系统处置策略及外部动力来源等方面的具体做法与运行特征(表1)。

2.1 北京乡村振兴大数据平台
北京乡村振兴大数据平台以政府为主导,依托高位统筹的组织机制和制度约束,对存量系统进行结构性重构,确立了统一平台在农业农村信息化领域的唯一性地位。其核心特征表现为高位统筹、制度先行、物理融合、平台唯一。
在组织推进上,北京将乡村振兴大数据平台定位为全市农业农村领域统一的非涉密业务平台,列入北京智慧城市建设和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行动计划的重点任务,体现了强力的顶层设计。遵循“资源整合充分利旧、纵向管理横向共享、技术先进智能创新”原则,明确了平台技术架构、建设目标、核心内容与分阶段实施路径,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一体化推进机制。在存量系统处置上,针对平台建设前91个分散业务系统形成的“条块分割”格局,北京按照“功能归并—数据迁移—系统关停”的递进方案实施结构性重构,对功能重复或技术落后的系统实施关停并转,实现数据资料在物理层面的统一。平台依托市级共性基础设施,所有子系统共享统一的技术底座、数据标准和安全防护体系,最终确立“一网通管”的平台架构。在动力来源上,北京平台以制度驱动为主,主要依靠行政力量,通过专项政策约束、集中财政投入和绩效考核压力推动实施。据统计,整合后云资源使用效率由最低20%提升至34%以上,总体运维费用下降约30%,农业执法检查覆盖度从20%提升至70%。该平台建设依托行政力量迅速打破部门壁垒,有效缓解数据孤岛问题,但对政府统筹能力和制度创新能力要求较高,市场主体参与空间相对有限,平台的可持续运营高度依赖财政投入。
2.2 重庆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
重庆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强调顶层设计与存量整合双轨并进,既保持统一架构的约束性,又充分盘活各领域既有信息化资产。其核心特征表现为顶层设计、逻辑统一、物理分散、兼容并蓄。
在组织推进上,重庆市委、市政府牵头制定《重庆市数字化改革行动计划》,统筹部署全市“1361”数字化改革整体架构,市农业农村委成立“数字三农”建设专班,建立主要领导每半月调度的定期机制,高位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在存量系统处置上,重庆以“三融五跨”(融数据、融业务、融技术,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跨系统、跨行业)为主线,采取兼容并蓄的接入策略。作为“1361”架构的行业延伸,市级“三农”大数据中心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体系,实现政务数据的标准化归集和一体化管理;同时构建“产业+行业+企业”三级数据仓,逐步形成农地“一张图”、农事“一张网”、农信“一本账”、农品“一码通”的数字基础。各产业大脑在此统一技术架构下独立运行,截至2025年12月,全市已上线生猪、脆李、柑橘等5个产业大脑,建成农业领域AI模型154个。在动力来源上,重庆平台同样以制度驱动为主,但更注重机制创新。重庆创新建立“三清单”制度,一定程度缓解了数据共享阻力,并实施严格的应用绩效考核与关停机制,推动功能持续优化,避免建设与需求脱节。该平台建设兼顾了顶层设计的统筹优势与存量资源的利用效率,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行业数字化整体格局,但对规划执行力和技术标准统一性要求较高,跨部门利益协调成本较大,存在“接了不用、通而不活”的风险。
2.3 山东“齐鲁农云”平台
“齐鲁农云”平台是山东省农业农村领域的综合性数字化管理服务平台,围绕特色优势产业,以产业需求为牵引建设全产业链数字化平台,核心特征表现为增量建设为主、存量按需接入、单点突破、全链贯通。
在组织推进上,山东以产业需求为牵引,县级层面立足本地特色产业自主选择突破方向,如平度市聚焦粮油规模化种植、栖霞市围绕苹果全产业链、乳山市探索丘陵地区智慧农业等,通过打造垂直化应用场景实现单点突破;省级“齐鲁农云”平台构建“6大基础能力+16个应用场景”的总体架构,形成“县域产业突破”与“省级底座支撑”协同推进的发展格局,场景应用是手段,产业驱动是目的。在存量系统处置上,山东采取“按需接入”策略,明确县级层面不搞“推倒重来”,并根据实际情况分类施策:已有成熟特色平台的地区,按照统一标准接入省级底座实现数据贯通;尚未建设平台的地区,直接依托省级平台部署其数字化应用。这种兼容并蓄的接入方式,既发挥了省级平台的统筹优势,又保留了县级特色应用的灵活性和独立性。截至2025年12月,“齐鲁农云”平台已汇聚全省涉农数据29.4亿条,初步建成鲁农数据“一张图”。在动力来源上,“齐鲁农云”平台呈现制度与市场双重驱动的特征。省级政府的规划统筹构成顶层推力,特色产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及经济效益预期形成持续拉力。全省已打造800余个智慧农业示范场景,智能育种、智慧农机及“人工智能+”农业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以栖霞市“苹果产业大脑”为例,通过智能种植决策系统,提升优果率10%以上,帮助增收1.2万~1.8万元/hm²。该平台建设目标明确、见效周期较短、资源投入相对集中,易于形成示范效应,但不同产业、不同场景之间的数据贯通仍面临挑战,存在由“系统孤岛”转向“产业孤岛”的风险,需进一步加强跨产业、跨场景的数据融合能力。
2.4 湖南惠农数谷平台
惠农数谷平台是依托社会资本(湖南惠农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农业产业数据服务平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驱动数据汇聚、治理与应用,实行市场化运作,核心特征表现为需求主导、业务伴随、价值变现。
在组织推进上,该平台自主决定建设内容、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并非行政指令自上而下推动,旨在破解因农业数据来源分散、质量标准缺失导致的农产品交易中信息不对称、产销对接不畅等市场痛点。2025年入选国家数据局首批高质量数据集典型案例。在存量系统处置上,平台采取并行新建策略,不整合政府现有存量业务系统,而是通过新建平台汇聚鲜活的市场交易数据。该平台与湖南农业农村厅主导的政务大数据中心平台形成功能互补,其农产品电商行情数据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参考。平台首创“业务伴随式”数据采集机制,将数据采集深度嵌入日常交易流程,数据成为业务的自然产出,累计形成结构化标准数据突破90亿条。在动力来源上,该平台以市场驱动为主,已形成“数据—产品—收入”闭环。平台面向农业产业链供销两端,研发品类洞察、行情价格、农技问答等8大数据产品,落地7大典型应用场景。其数据产品已在全国8家数据交易所上架,年数据服务营收逾3000万元,智能供需对接撮合效率提升20%以上,带动农产品交易额超540亿元。该平台建设财政依赖度低、数据鲜活度高,能够与政府政务平台形成有效互补,但对市场主体活跃度和平台成熟度要求较高,公共数据与市场数据的融合机制尚不健全,数据确权、收益分配与隐私保护等问题仍有待规范。
3 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的优化策略
基于上述分析,下文从长效运营机制(侧重环境维度)、数据治理体系(侧重技术维度)、跨域数据融合(三维协同)3个方面提出优化建议。
3.1 构建政企协同的长效运营机制
前文分析表明,政府主导型平台财政依赖度较高,市场机制介入相对不足,市场主导型平台则面临公共服务与商业运营边界不清的问题。运营模式单一是制约上述平台发展的共性短板,其根源在于环境维度制度与市场力量的配置失衡。2026年4月,国家数据局提出的“531”政策工具箱,为探索政府引导、多元参与、分类运营的混合模式提供了政策依据。
(1)探索分层分类的多元化资金保障体系。针对政府主导型省级政务平台,由省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统筹推进,在保持财政基础投入的同时,将合规数据服务、平台运维与技术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运营,拓宽资金来源、缓解财政压力。市场主导型平台则以涉农经营主体和专业数据运营机构为实施主体,支持其拓展数据应用场景、丰富数据产品,降低对单一业务的依赖风险。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侧重政策引导与合规监管,不干预企业正常市场化经营。(2)完善数据产品与服务收费机制。政府主导型平台可借鉴采用基础服务免费、增值服务收费模式:面向农户、村集体等基层主体开放政策推送、基础数据查询等普惠服务;面向农业合作社、涉农企业等经营主体提供定制化数据分析、风险预警等有偿增值服务。市县层级平台以公共服务为核心,原则上不开展商业化收费业务。北京“数字京村”系统依托免费SaaS服务保障公共职能,同步拓展配套服务补充运维成本,为同类平台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3)强化数据质量的激励约束。针对基层数据更新不及时、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由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统筹落实,将数据采集的及时性、准确性与完整性纳入基层绩效考核体系,同时配套激励政策,激发基层数据采集的内生动力,从源头提升数据质量。对系统繁杂、协同难度大的平台,考虑增设数据共享活跃度考核指标,倒逼各部门主动完成数据更新与业务联动。
3.2 健全全生命周期的数据治理与安全防护体系
数据治理与安全防护是保障平台平稳运行、充分释放数据价值的核心支撑。从前文4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技术架构的平台面临差异化的安全风险。采取结构性重构策略的平台需防范数据集中存储带来的单点风险,采取兼容并蓄接入策略的平台面临跨系统协同的安全隐患,采取按需接入策略的平台需落实分领域数据分级管控,采取并行新建策略、实行市场化运营的平台则须应对第三方数据流转的合规与权责问题。各类型平台在数据标准化、治理能力、智能应用层面还普遍存在共性短板,亟需构建覆盖数据采集、存储、传输、使用至销毁全链条的治理与防护体系。
(1)加快农业农村数据标准体系建设。由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大数据管理局牵头编制统一标准,市县平台、市场化运营主体全面对标落实。统筹规范数据采集、交换、接口规则,践行“一次采集、多方复用”原则。同时联合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统一农业物联网设备通信协议与数据格式,降低系统集成与数据融合成本。
(2)实施分级分类的数据安全防护。建立农业农村数据分类分级目录,依据数据敏感程度与重要性落实差异化防护策略。对采取结构性重构策略的平台,由省级运维单位搭建异地容灾体系与精细化权限机制,防范数据集中带来的单点风险;对采取兼容并蓄接入策略的平台,以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各入驻单位共管,统一全域安全基线,网信与公安部门提供常态化技术支撑;对采取按需接入策略的平台,采用“省级底座+县域节点”模式分层管控数据;对采取并行新建策略、实行市场化运营的平台,以企业为安全第一责任人,依托区块链技术完成数据确权、存证与授权,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同步开展常态化合规审查。
(3)提升数据治理智能化水平。由省级大数据中心联合平台技术服务商统筹技术部署,优先在采取按需接入和市场驱动型的平台落地应用。研发部署数据清洗、异常识别、自动标定等智能工具与算法,推动治理模式转型升级,以智能化手段提升数据质量与治理效率。
3.3 打造跨层级跨部门跨主体的数据融合格局
数据壁垒是制约平台价值释放的核心障碍。采取兼容并蓄接入策略的平台面临部门数据“联而不通”的风险,采取按需接入策略的平台易形成产业数据孤岛,采取并行新建策略、实行市场化运营的平台则难以实现政务数据与市场数据的有效对接。其深层根源在于技术维度的存量系统孤岛、组织维度的部门协同不畅、环境维度的政企制度标准不一,本质是跨层级、跨产业、跨主体的数据贯通能力不足。
(1)构建统一的底层数据底座。面向省级平台,由省级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组织实施,搭建一体化数据资源目录与交换体系,整合全域涉农数据并输出标准化服务。同时严控市县新建大型数据底座,引导基层聚焦特色应用,从源头杜绝重复建设与数据割裂问题。山东“省级底座支撑+县域产业突破”的实践表明,统一底座能够有效推动跨层级、跨区域数据融合。(2)打通跨部门数据共享渠道。主要适配政府主导型平台,由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联合气象、水利、市场监管、自然资源等部门协同推进。借鉴重庆“三清单”治理经验,推行跨部门数据清单管理制度,依托共享清单、权责清单与负面清单厘清共享范围、更新规则及保密要求,配套常态化联席会议机制,以制度化手段缓解部门数据壁垒。(3)创新政企数据对接机制。以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市场化运营企业及数据交易所为实施主体,重点赋能市场驱动型平台。针对政企数据标准不统一、接口不兼容等突出问题,推动政府平台与市场平台的数据标准衔接,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推行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模式,促进政务数据有序开放与市场数据脱敏回流的双向互动。在此基础上实施差异化融合策略:推动采取按需接入策略的平台产业链数据接入省级底座,破解产业数据孤岛;采取兼容并蓄接入策略的平台运用“物理隔离、逻辑互通”方式,兼顾数据安全与融合效能。
参考文献:
[1]陈香玉,赵姜,龚晶,等.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的建设路径与优化策略研究[J/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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