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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机理、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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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10-29 07:00: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任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到“新质生产力”,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农业新质生产力”纳入政策框架,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明确了以科技创新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当前,传统农业地区长期面临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生产方式粗放、产业结构单一等结构性困境。2024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虽超过了63%、比10年前高了8个点左右,2025年进一步提升至超过64%,但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仍面临诸多障碍。“十五五”时期,如何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破解发展动能不足的难题,成为亟待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
当前,学界已围绕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展开多维度探讨,相关成果主要围绕理论内涵阐释、战略逻辑分析和实践场景拓展等议题展开。程同顺与刘艺青从生产力理论创新角度阐释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与形成条件,提出“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通过现代技术、数字化手段和新型经营模式,全面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资源利用效率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新型生产力形态”;张守新与张邦辉从中国式现代化战略高度展开研判,指出“理论维度上,新质生产力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三农’理论,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推动乡村产业变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实践路径”;文丰安与孙道森从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治理路径切入探讨农业高质量发展,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形成和发展,能够保障农产品供给、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拓展优化农业资源和市场,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张雅洁与张继军结合数字乡村建设场景展开研究,提出“数字乡村建设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与战略方向,而新质生产力的创造性赋能为该目标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其驱动力已成为最大的发展动力”;李伟征则聚焦城乡发展差距维度,指出“在推进城乡差距缩减与区域协同的过程中,新质生产力通过作用于乡村生态振兴成为连接并强化这一互构关系的关键枢纽”。总体来看,既有成果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仍存在拓展空间:第一,部分研究偏重农业生产和产业效率,对“五个振兴”的整体协同关注不足;第二,技术赋能讨论较多,制度、文化和治理维度相对薄弱;第三,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之间的对应关系仍需强化。基于此,本文从乡村全面振兴的整体性要求出发,构建“产业提质—人才增能—文化转化—生态宜居—治理协同”的分析框架,揭示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发展要素重组、功能拓展和治理转型的作用机制,并据此分析现实挑战和突破路径,以期为“十五五”时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理论参考。
一、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机理
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战略任务,其“全面性”体现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等领域的协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这一战略任务所指向的发展形态,既包括农业生产方式和产业体系的现代化,也包括农村生活方式、公共服务和基层治理的现代化。由此,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不能局限于农业技术进步,还需要推动乡村产业体系、主体能力、文化形态、生态模式和治理机制的整体转型。基于此,本文构建“产业提质—人才增能—文化转化—生态宜居—治理协同”五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从五个维度系统揭示其内在机理。其中,产业提质构筑物质基础,人才增能提供主体支撑,文化转化厚植精神根基,生态宜居锚定价值方向,治理协同提供制度保障,五者相互联动、协同共进,形成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完整逻辑链条。
(一)产业提质:推动农业增效与乡村多元产业融合
唯物史观将生产力视为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力量。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向农业农村延伸渗透,数据、知识、智能装备和绿色技术逐步转化为新的生产要素,由此推动农业生产方式、产业组织方式和价值创造方式发生转变。
第一,科技创新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的核心影响在于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重塑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推动农业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以精准农业为代表的技术体系综合运用全球定位系统、遥感技术等,实现对农田土壤肥力、病虫害发生动态的实时监测与精准管控,推动农业生产从依赖经验的决策模式转向数据驱动的科学管理。
第二,数据要素延伸农业产业链。新质生产力通过数据要素的渗透和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农业产业链从“种养—销售”的线性模式向“生产—加工—流通—品牌—服务”的复合模式转型。
第三,新业态推动乡村多元产业融合。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技术打破产业边界,使农业的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文化功能、生活功能深度融合,催生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二)人才增能:促进农民发展与复合型主体成长
生产力变革最终要落实到人的层面。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过程时明确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者作为劳动能力的承担者,是生产力体系中能动的主导性要素。劳动者能力是生产力发展的主体条件,新质生产力对知识、技术和复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人才振兴包含人才回流、农民能力提升和多元主体协同三个环节。
第一,人才回流与多元主体集聚。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优惠政策和良好创业环境吸引城市人才、资本、技术向乡村流动。越来越多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城市工作经验和社会资本积累的年轻人选择回到乡村。与传统农民不同,这些“新农人”凭借掌握的知识、技术、资本等优势,对土地、劳动力、技术等核心生产要素进行高效整合与优化配置,形成互补性协同效应。
第二,农民的数字素养和复合能力得到提升。农民通过参加常态化职业培训、田间课堂等途径,提高自身的数字素养和创新能力。新质生产力强调“在做中学”,这种将培训嵌入生产实践的方式,有助于农民在使用智能设备的过程中实现技能转化。
第三,本土人才与外来人才的融合发展。人才增能并非简单的人才“输血”,而是要通过制度设计和环境营造,实现本土人才与外来人才的深度融合,形成内生性的人才“造血”机制。外来人才带来新理念、新技术和新渠道,本土人才拥有丰富的本地知识和深厚的社会网络,二者的结合能够形成互补性协同效应。依托数字培训、职业教育、田间课堂、远程教育等形式深化产教融合,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人力资本升级,推动乡村劳动者由经验型生产者转变为复合型技能人才。
(三)文化转化:激活乡土文化资源与乡村精神生活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物质生产条件的变化会对社会精神生活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产生深刻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数字技术和平台媒介改变了文化资源的保存、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使乡土文化获得跨越地域限制、融入现代生活场景的新条件。因此,文化转化的实现路径包含三个层面。
第一,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档与保护。借助高精度扫描、三维建模等数字技术,乡村非遗、口述历史等文化资源可以被系统性地采集、整理,并进行数字化存储,形成可检索、可展示、可传承的数字文化资源库。
第二,文化资源与业态融合的创造性转化。文化资源与乡村旅游、文创产品、研学教育、数字展陈等业态结合,可以推动乡土文化从静态保护走向活态利用。AR/VR技术可以将传统戏曲、民间故事、节庆仪式等转化为沉浸式体验内容,短视频和直播平台可以为传统手工艺人提供直接面向消费者展示技艺、对接市场的通道。
第三,数字公共文化服务的普及。数字公共文化服务平台能够有效改善农村文化供给不足的问题。通过数字博物馆、线上文艺展演等方式,地处偏远的乡村居民也能便捷地获取优质文化资源。这有助于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缩小城乡之间的公共文化服务差距,增强乡村社会的文化认同和内生凝聚力。
(四)生态宜居:推动绿色生产与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强调人与自然之间持续进行物质变换,生产力发展应当建立在合理利用自然条件和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新质生产力追求“量的增长”,更注重“质的提升”,表现为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的产出导向,通过精准投入、循环利用、污染监测和生态价值核算等,降低乡村发展对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的依赖。
第一,绿色生产方式转型。精准农业技术有效减少了化肥和农药的过量施用,智能灌溉系统实现了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基于物联网的土壤监测系统能够实时感知土壤养分和水分状况,为“按需施肥”“按需灌溉”提供数据支撑,从源头上减少面源污染。循环农业技术将秸秆、畜禽粪便等转化为有机肥料和生物能源,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第二,人居环境治理数字化。数字化技术正在改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方式和效能。智能垃圾分类系统通过传感器和图像识别技术辅助农户进行垃圾分类,提高了分类准确率和资源回收率。同时,清洁能源供暖技术可替代传统散煤取暖,有效改善冬季空气质量。这些技术手段的应用,使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从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管控转变。
第三,生态价值转化机制创新。绿色转型改变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固有对立关系。通过生态资源数据化和资产化,森林、湿地、农田等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被精准量化并纳入市场交易体系,使“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逐步建立,使生态保护成效有了可度量的经济表达。由此,生态振兴不只是农业减污降碳,更包括乡村宜居品质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整体提升。
(五)治理协同:提升基层组织效能与乡村治理能力
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的发展会推动生产关系及其社会组织方式作出相应调整。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向农业农村延伸渗透,数据要素、数字平台和智能工具改变了信息生成、资源配置和公共服务方式,进而对基层组织结构、治理流程和主体协同机制提出新的适配要求。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正是生产力发展推动治理方式调整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具体体现。
第一,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决策。通过数字治理平台,村级组织能够更为及时地掌握人口流动、产业发展等信息,提高决策和服务的精准性。基层治理长期面临数据分散、响应滞后等问题,而数据采集、分析和可视化技术的应用,使村级组织能够实时了解村情民意,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的转变。数字化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平台,拓宽了村民参与渠道,提升了基层治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第二,数据共享推动多元主体协同。通过数据共享和平台协同,基层党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能够形成更有效的联动机制。在传统乡村治理中,不同主体之间信息互通不畅、资源整合困难,导致治理效能低下。新质生产力依托数字技术支撑统一数字平台建设,将党务、村务、财务等功能集于一体,使各治理主体能够在同一平台上共享信息、协同作业,降低协调成本,提升治理合力。
第三,治理模式从经验管理向数据驱动转型。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治理发生了重要转变:从事后处置向前端预警转变,借助大数据分析和智能预警系统,基层组织能够在矛盾萌芽阶段进行干预,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预防;从单向管理向双向互动转变,通过移动端应用和数字化反馈渠道,村民可以更为便捷地表达诉求、参与决策;从经验判断向数据支撑转变,基层干部能够依据实时数据和趋势分析作出更为科学合理的治理决策。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挑战
近年来,随着数字乡村战略实施和农业科技创新的推进,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已取得初步实践成效。智能农机应用范围持续扩大,农村电商蓬勃发展,部分地区的数字治理平台投入运转,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稳步推进,乡村文旅融合、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方面的探索逐步展开。然而,这一赋能过程仍面临多重现实挑战。
(一)产业融合深度不足,技术赋能与乡村产业需求衔接不充分
近年来,智能农机、农业物联网、农村电商和数字化供应链等加快进入农业生产与乡村产业发展领域,农业生产精准化、农产品流通数字化和乡村新业态培育取得积极成效。部分地区已经形成科技园区、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和数字供应链相互衔接的发展模式。不过,与乡村全面振兴对全产业链升级的要求相比,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和农户应用之间仍存在衔接障碍。
第一,技术研发与农业实际需求错位。受现行科研评价体系影响,农业科技研究呈现明显的“论文导向”特征。科研人员倾向于聚焦生物技术、基因编辑等容易产出高水平学术论文的领域,而对病虫害绿色防控、农产品贮藏保鲜等农民迫切需要却难以发表高影响因子论文的实用技术投入不足。这种导向导致农业科研资源配置偏离实际生产需求,技术供给端与需求端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持续加剧。
第二,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健全。前沿技术成果因转化成本高、渠道缺失而滞留于实验室,缺乏从技术原型到产业化应用的“中试熟化”环节。基层农技推广体系面临知识结构单一、经费不足等困难,对智能农业、数字农业等新兴技术的推广能力有限。
第三,小农户技术采纳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有限。许多农户特别是老龄农户仍深度依赖世代相传的农耕经验进行生产决策,对新技术持谨慎甚至排斥态度。农业生产的试错成本高,小农户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加之经营规模偏小,新技术应用带来的经济回报绝对值不高,这进一步削弱了技术采纳动力。
(二)人才结构支撑偏弱,复合型人才与公共服务人才供给短缺
近年来,返乡创业支持政策持续加力,科技特派员制度不断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稳步推进,一批高素质人才开始回流乡村。然而,与乡村全面振兴对多元化人才的迫切需求相比,人才供给在数量、质量和类型上仍存在明显差距。
第一,乡村人才总量短缺,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留守人口老龄化、女性化趋势明显。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城镇。从全国看,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大量村庄常住人口以老人和儿童为主,农业生产面临“谁来种地”的现实挑战。人才洼地效应使得乡村在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人才方面先天不足。
第二,现有农业劳动力数字素养不足,能力错配问题突出。现有农业劳动力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许多中年以上农业劳动者基本不具备数字化工具的使用能力。新质生产力要求劳动者掌握数据采集分析、智能设备操作维护等复合技能,对现有农业劳动力群体构成较高的能力门槛。
第三,人才类型结构失衡,公共服务和治理人才严重匮乏。当前,乡村不仅缺乏农业技术人才,更缺乏乡村教师、乡村医生、乡村运营师等公共服务与治理人才。高等农林教育体系存在明显的“学科分割”问题,传统专业与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等学科的交叉融合不足,所培养的部分学生知识结构单一,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多元化人才需求存在结构性错配。
(三)文化资源转化有限,乡土文化数字化利用能力不强
近年来,乡村非遗数字化保护逐步推进,短视频平台上的乡村文化内容日益丰富,“数字文旅”“云端非遗”等新形态开始涌现,乡土文化的传播渠道明显拓宽。但总体来看,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的赋能尚未形成系统有效的路径,转化深度和广度均有待提升。
第一,乡土文化资源数字化保存基础薄弱。大量乡村非遗、传统技艺及地方记忆等资源尚未开展系统性的数字化采集与建档,面临传承人老龄化、技艺失传的风险。
第二,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能力不足。乡土文化与乡村旅游、文创产品、数字内容等业态的融合深度有限,多数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仍停留在展示层面,未能打造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与品牌。
第三,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不高。数字博物馆、线上文艺展演等新型公共文化服务在乡村的覆盖面有限,城乡之间“数字文化鸿沟”依然明显。现有数字文化平台的内容供给与农民实际文化需求存在错位,难以有效发挥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功能。
(四)生态价值转化机制不完善,绿色技术应用与收益转化机制不健全
近年来,绿色防控技术推广面积持续扩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取得明显成效,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稳步提升,部分地区的碳汇交易和生态补偿试点陆续起步。但总体来看,绿色发展在乡村实践中仍面临技术与制度的双重约束。
第一,绿色农业技术推广受制于成本和技术门槛。虽然精准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但前期投入较高,小农户难以独立承担。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垃圾分类处理等环境治理技术的运维成本偏高,基层财政压力较大,设施的长期稳定运行面临挑战。
第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尚不健全。生态资源确权登记工作仍在推进中,碳汇交易、水权交易等市场化补偿机制在乡村层面落地案例有限,生态保护收益难以有效转化为农户和村集体的直接经济回报。
第三,乡村缺乏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运营能力和市场渠道。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有机农产品等绿色产业的发展受制于基础设施、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短板,生态价值的实现仍停留在较低水平。
(五)治理协同水平有待提升,基层组织数字化建设与多元主体联动能力不强
近年来,数字乡村平台建设加速推进,部分地区实现了村务公开、线上议事、公共服务“一网通办”,村级组织的数字化工具应用能力逐步提升。但从整体来看,治理协同仍面临组织能力、制度供给与主体联动等方面的深层瓶颈。
第一,基层组织对数字治理工具的认知和运用能力有限。数字平台的使用流于形式,未能真正嵌入治理实践。基层干部的数字化素养参差不齐,年龄偏大的村干部对新技术接受较慢,“数字形式主义”现象时有发生。
第二,涉农政策多头管理导致资源整合困难。涉农政策由多个部门分头管理,“九龙治水”格局导致资源整合困难、政策协同不足。各部门立足自身职能设计政策,缺乏基于乡村全面振兴整体性需求的系统规划。
第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尚未真正形成。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等主体的承接能力与带动能力不强,在对接外部资源、组织农民参与等方面能力有限。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通道不够通畅。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进路
破解上述挑战,各级政府需要坚持系统思维和分类施策原则,从科技创新、人才培育、文化转化、绿色发展和治理协同等多维度协同发力,构建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完整路径体系。
(一)强化科技成果转化,释放新质生产力的产业赋能效应
推动新质生产力转化为乡村产业振兴效能,需要贯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推广服务和农户应用等环节,使科技创新优势真正嵌入乡村产业链与价值链。
第一,建立需求导向的研发机制。科研管理部门改革农业科研评价体系,降低论文发表权重,提高成果转化效益、技术推广覆盖面、农民满意度等应用性指标的考核占比。基层农技推广部门、新型经营主体、农民合作社要健全农业科研选题的实地调研与需求反馈机制,定期梳理技术需求清单,引导科研力量向生产一线集聚,把科学种植、农产品加工保鲜等乡村产业急需的实用技术纳入重点研发计划。
第二,重构农技推广与产业服务体系。地方政府在政府主导的基本公共服务基础上,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导涉农企业、专业合作社、社会组织参与技术示范和推广,培育多元化的推广力量。农业农村部门搭建农业科技特派员与村级技术服务站联动机制,组建由“专家+农技员+示范户”构成的技术传导网络。农技推广人员建立“田间课堂”“观摩培训”等体验式推广模式,降低农户接纳技术的心理门槛。
第三,完善小农户技术采纳支持体系。科研机构与涉农企业开发适农化智能装备和简易版农事APP,在交互界面、功能设置等方面充分考虑农民的使用习惯和接受能力。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建立“共享农机”等社会化服务模式,破解小农户单独购置智能设备成本过高的难题。地方政府通过政府补贴、以旧换新等方式降低技术应用门槛,充分调动农户应用新技术的主动性。
(二)完善人才分类培育机制,夯实新质生产力的主体赋能基础
人才振兴需要构建覆盖“引育用留”全链条的分类发展体系,根据不同类型人才的特征和需求精准施策,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本支撑。
第一,创新柔性引才机制,拓宽人才下乡渠道。政府要通过项目合作、技术指导、短期兼职、远程会诊等多种方式,吸引高校教授、企业技术骨干等服务乡村。县级人才主管部门在中心城市设立乡村人才工作站,通过异地研发、远程协作实现“智力下乡”。乡镇与村集体探索“周末工程师”“候鸟专家”等灵活用才模式,为城市人才参与乡村振兴搭建低成本通道。
第二,构建分类培养体系,精准对接乡村需求。乡村人才分为农业技术人才、文化传承人才、基层治理人才等类型,可分类设计培养方案。职业院校、科研院所与乡村企业、农业合作社要深化合作,开发针对性课程。高校要改革高等农林教育课程体系,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推动农学与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等学科交叉融合,从根本上破解人才供给的结构性错配问题。
第三,完善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建立以能力为导向的分类评价机制,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构建农业技术人才专门的能力评价标准和职业晋升通道,人社部门建立“土专家”“田秀才”认定制度,将实践经验和技术贡献纳入评价体系。涉农经营主体推行“底薪+绩效+项目奖励”的多元化薪酬体系,探索技术入股、成果分红等长期激励模式。
(三)推进乡土文化数字化转化,拓展新质生产力的文化赋能空间
文化振兴需要以数字化为突破口,构建“保护—转化—传播—服务”的全链条文化发展体系,让新质生产力的技术优势转化为乡土文化的生命力。
第一,建立乡土文化数字资源库。文旅部门与档案馆运用高精度扫描、三维建模等数字技术,对乡村非遗、传统技艺、民俗节庆、地方记忆等进行系统性的数字化采集、整理和存储,形成统一标准、可检索、可共享的数字文化资源库。各地文化保护机构要优先抢救濒危文化资源,制定分级分类保护方案,为后续创造性转化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推动数字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市场经营主体将数字文化资源与乡村旅游、文创产品、研学教育、数字展陈等业态深度结合。文旅运营企业开发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将传统戏曲、民间故事转化为可交互的数字内容。文旅设计机构利用数字设计技术,将传统纹样、民族服饰等元素融入现代文创产品。手工业从业者搭建传统手工艺人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数字展示和销售平台。
第三,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是丰富乡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关键载体。”数字公共文化服务平台能够有效改善农村文化供给不足的现实问题。文旅部门要扩大数字博物馆、远程文化培训等新型公共文化服务在乡村的覆盖面,同时结合农民实际文化需求优化平台内容供给,提升平台的活跃度与实际使用效能。
(四)健全绿色技术转化机制,增强新质生产力的生态赋能效能
绿色发展需要从技术推广、制度建设和业态创新三个维度协同推进,将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化特征转化为乡村生态振兴的实际效能。
第一,推广适用性绿色生产技术。农技推广机构针对不同区域和经营规模,开发推广成本可控、操作简便的绿色农业技术。农业技术部门要建立测土配方施肥的长效机制,推广水肥一体化和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种养经营主体推广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生态农业模式,通过沼气工程、堆肥技术等实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鼓励农户与合作社发展有机农业,保护农田生物多样性,提升农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
第二,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加快生态资源确权登记工作,为市场交易奠定制度基础。发改与生态环境部门建立统一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规范,从物质产品供给、文化服务等多个维度科学量化生态价值。地方政府扩大碳汇交易、水权交易等市场化补偿机制在乡村的试点范围,建立跨区域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解决生态产品供需双方空间分离的难题,使生态保护者获得合理的经济回报。
第三,培育绿色新业态,畅通生态价值转化渠道。村集体与市场投资者依托乡村生态资源优势,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精品民宿、有机农产品电商等绿色产业。各级主管部门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良性互动,让特色农产品通过绿色认证和品牌建设实现增值溢价,让旅游景区通过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提升核心竞争力。
(五)提升数字治理协同能力,强化新质生产力的组织赋能支撑
破解治理协同的瓶颈,需要以组织建设为基础、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制度创新为保障,构建适应乡村全面振兴需要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同时破除城乡要素流动的制度壁垒。
第一,提升基层组织数字治理能力。组织部门和政务服务部门应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数字化素养培训,并将数字治理能力纳入村干部的考核体系。政务平台开发单位应优化数字治理平台的功能设计,降低操作门槛,确保平台真正嵌入治理实践、服务于治理需求。基层工作人员应避免“数字形式主义”,以实际应用效果为导向推进数字治理工具的使用。政务管理部门建立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机制,将党务、村务、财务等功能集于一体,使各治理主体能够在统一平台上高效协作。
第二,健全政策协同和资源整合机制。县级政府建立跨部门的乡村振兴联席会议制度,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农业农村、科技、工信等部门的政策资源,形成目标一致、功能互补的政策合力。政策研究部门建立乡村振兴政策需求动态评估机制,根据不同区域的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的政策供给。
第三,激活多元主体参与活力。乡镇政府要增强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社的承接能力和带动能力,使其成为连接外部资源与农户的重要纽带。基层党组织要完善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通道,构建基层党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协同联动的治理格局。村两委要拓宽村民参与渠道,使村民更加便捷地参与乡村治理,共享乡村全面振兴的发展成果。
结语
“十五五”时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需要依托新质生产力完成技术、数据、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多要素系统重组,把发展优势转化为产业升级、人才培育、文化传承、生态优化与乡村治理的综合效能。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维度环环相扣,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完整逻辑链条。各地及相关部门应当立足区域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治理条件,坚持分类赋能,兼顾技术适用性与农民主体地位;健全新技术落地的利益联结、风险分担与成效评价机制,规避数字鸿沟、技术排斥与资源错配等问题。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协同发力,持续释放新质生产力效能,不断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为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1]赵智涵,汪琼枝,谢陈龙.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机理、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J/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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