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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支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设的农业强国、实现的农业现代化,既有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立足“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既是对西方农业现代化范式的现实超越,也是对中国特色农业发展道路的理论深化。中华农耕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农业发展方式转型升级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更在深层次上塑造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秩序。基于此,阐释中华农耕文明赋能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进路,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理论课题与现实命题。 一、中华农耕文明所蕴含的重要思想理念中华农耕文明绵延数千年,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与社会演进中孕育形成了体系完备、内涵深厚的思想谱系,构成了理解中国乡村社会运行逻辑的重要理论钥匙。 (一)“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社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性认知。中国古代先民在早期生产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天地自然并非人类意志可以任意宰制的客体,而是具有内在秩序的生命共同体。《周易·乾卦》所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所揭示的正是人之行为须内在契合自然运行法则的存在论原则。关于“合”的认知,超越了主客二分的对立结构,将人与自然置于共生的整体性框架之中,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农业“赞天地之化育”而非“征服自然”的根本取向。 “天人合一”理念体现为一种尊重自然节律、顺应生态秩序的生产理性。中国传统农业在漫长历史中形成了以节律把握、环境适配与资源节制为核心特征的耕作模式,从“不违农时”到“因地制宜”,从“取之有度”到“用之有节”,通过对自然规律的深度认知,实现生产行为与生态承载之间的动态均衡。正如贾思勰所言“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以及明代农学家马一龙所强调的“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功而功倍矣”,共同指向以顺应与调适而非强制性改造来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逻辑。这种生产理性既区别于西方工业文明语境下以技术力量主导的外在控制模式,也不同于原始经济形态中对自然的被动依附,体现为“天人相参”的中道智慧。 “天人合一”理念蕴含着贯通宇宙秩序与人间伦理的规范性原则。《礼记·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将天地秩序与万物化育纳入“中和”这一价值范畴之中。汉代董仲舒“天人相与”的论说,进一步将自然秩序与人间伦理加以同构化理解。在此意义上,农业不再仅是物质生产活动,而是人参与天地生成过程的实践形式;农民不仅是生产主体,更是生态秩序的守护者与调适者。正是在这种兼具认知理性与伦理自觉的观念支撑下,中国传统农业得以在高强度人口压力与有限资源条件下实现长期延续与相对稳定。 (二)“重农固本”的治国传统“重农固本”是在长期历史演进中逐步凝练而成的治理范式,体现了对农业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基础性地位的深刻把握。中国古代先贤深刻认识到,农业不仅关乎百姓生计,更关乎国家安危与政权存续。《尚书·洪范》提出“洪范八政,食为政首”,确立了粮食供给在国家治理序列中的优先性,形成了中国千年以来独特的“以农立国”的治理范式。此后,从管仲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教化逻辑,到商鞅推行“事本禁末”的制度设计,再到贾谊、晁错围绕积贮与贵粟所展开的系统论证,“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均从不同维度揭示了农业生产与国家安全、社会秩序之间的内在关联,形成了重农与安民相互贯通的治理逻辑。 “重农固本”理念揭示出农业在国家治理中的嵌入机制。其一,农业是福祉之本,保障粮食供给不仅是个体生存的前提,更是社会运行连续性的根本保障。《周礼·天官》以“九职任万民”,首重“三农生九谷”,将农业生产置于国家职官体系的核心位置,由此形成“食为民天”的治理共识。其二,农业是赋税之源,为国家运行提供物质基础。中国传统财政体系以农业税为主体,农业生产能力直接决定国家财政汲取的规模边界。其三,农业是秩序之基,农民的安居与生计保障成为维系基层社会秩序与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支点。这种将农业生产、民生保障、国家安定三者贯通起来的治理智慧,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 “重农固本”理念蕴含着中国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孟子·滕文公上》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以小农生产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塑造了以家庭为核心、以乡土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形态,在此基础上生成了家国同构的制度格局。《大学》所谓“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正是这一格局的经典表达。国家通过土地制度、赋役体系与基层治理机制嵌入乡村社会,而乡村社会则依托宗族伦理、礼治规范与自治实践维系内在秩序,二者在互动中形成相对稳定的治理均衡。《汉书·食货志》载:“理民之道,地著为本。”这种以农本为基的治理模式使中国能够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以相对有限的治理资源实现了对庞大疆域与人口的有效治理。 (三)“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精耕细作”是中华农耕文明在生产技术层面的重要特征。其本质在于在资源约束条件下,通过技术理性与经验积累的深度融合,实现对土地、作物与生产过程的精细化调控与高效利用。 “精耕细作”并非一时之功,而是在长期技术实践与知识积淀中不断生成与完善的体系性成果。早在先秦时期,《吕氏春秋·审时》提出“凡农之道,候之为宝”的农时观念,初步确立农业生产与自然节律相协调的基本理念;汉代氾胜之创立区田法,开创了集约用地的先河,通过深翻土地、密集播种、精细管理,使单位面积产量大幅提高。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集传统农业技术之大成,从耕作、播种、施肥、灌溉到收获,形成一套完整的技术规范;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进一步将农业技术与手工业技术贯通,彰显传统技术体系的整体性与关联性;至清代《授时通考》对历代农学知识进行集成汇编,使精耕细作进一步走向系统化与规范化。 从内在结构看,精耕细作体现为多维度协同的技术体系。其一,土地管理的精细化。中国传统农业强调“地尽其利”,通过深耕细耙、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使土地保持最佳耕作状态。轮作复种、间作套种等技术的广泛运用,实现了土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其二,水肥管理的集约化。中国传统农业高度重视水利建设与施肥技术,形成了“粪肥还田”的循环利用体系,通过养分回补与生态循环,维持了土壤肥力的长期稳定。其三,时序调控的精准化。以二十四节气为时间坐标,精准把握农时节律,使生产活动嵌入自然运行的周期之中,确保农民生产“不违农时”。其四,品种选择的科学化。中国传统农业通过长期驯化与在地选育,形成适应不同生态条件的多样化品种体系。 (四)“耕读传家”的文化根脉“耕读传家”是中华农耕文明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相互嵌合、协同生成的基本结构。“耕读传家”强调将农业生产与文化教育紧密结合,使乡村既是物质生产的空间,也是文化传承的场域。以“耕”奠定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以“读”确立意义建构与价值提升的精神基础,二者相互支撑、内在统一,共同塑造了中国乡村独特的文化品格与社会结构。 “耕读传家”理念的生成与制度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积淀过程。“耕读传家”发端于先秦儒家关于“学”与“仕”的制度性设想。《论语·子张》记载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为子夏所言,体现了儒家关于学习与从政关系的认识。孟子倡导“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虽将劳心与劳力区分,却在更高层面承认二者在社会运行中的互补关系。自汉代察举制、至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确立后,读书人仕逐渐成为联通国家与乡村的重要制度纽带,使“耕”与“读”在实践中由分离走向融合。至宋明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与乡村社会结构的稳定,乡村社会逐渐形成了“晴耕雨读”“昼耕夜读”的生活传统,耕读传家至此成为乡村社会的普遍价值追求。 这一理念之所以能够绵延千年而不衰,根源在于其内嵌的多重社会功能。其一,耕读结合实现了生产与教化的统一。农业劳动不仅是物质生产过程,同时也是伦理养成与人格塑造的实践场域,通过在劳动中体悟天道、在耕作中磨炼意志、在收获中心怀感恩,实现自然认知与道德修养的统一。其二,耕读结合促进了社会流动与乡村活力。科举制度为农家子弟提供了制度化的上升通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乡村社会的共同梦想,使乡村社会在相对封闭的结构中保持必要的开放性与流动性。其三,耕读结合塑造了乡村治理的文化基础。受教育群体作为乡村的文化中介与规范承载者,通过礼治教化、乡规民约与道德示范等方式,参与基层秩序的建构与维系,构成国家治理向基层社会延伸的重要支点。其四,耕读结合孕育了重农重教的乡村文化传统。农业生产被视为立身之本,文化教育被视为兴家之道,二者相辅相成,使经济理性与文化理性在乡村社会内部形成内在统一,塑造出兼具务实性与超越性的文化品格。 (五)“协和万邦”的天下视野“协和万邦”是中华农耕文明在对外交往层面的核心理念,集中体现了中国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时所秉持的开放取向与文明立场。其思想源自《尚书·尧典》“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蕴含以和为贵、以通为径、以共为旨的交往逻辑。在价值取向上强调和合共生,在实践路径上倡导交流互鉴,在发展目标上追求普遍受益。这一理念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嵌入农业生产与技术传播之中的实践理性,塑造了中华农耕文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历史品格。 从历史演进看,中华农耕文明始终处于动态开放的交流网络之中。先秦以来,中国就与周边区域国家开展了广泛的农业交流。小麦、大麦等作物自西亚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农作物结构,也丰富了中华食谱和菜系;水稻、大豆等作物则从中国传播到东亚、东南亚地区,造福了周边国家。汉代之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农业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显著加速,葡萄、苜蓿、胡桃、芝麻等作物传入中原,同时中国的丝绸、茶叶及耕作技术亦向外传播。至唐宋时期,海陆交通体系的拓展进一步强化了农业文明的互动频率与广度,来自印度、阿拉伯、波斯的作物品种与农业技术大量传入中国,中国的瓷器、四大发明技术也远播海外。明清以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美洲作物传入中国,在更深层次上重塑了中国农业生产结构与人口承载能力。 “协和万邦”理念体现为中华农耕文明的开放胸怀与包容品格。其一,中华农耕文明对域外作物与技术表现出高度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无论是西亚的小麦、美洲的玉米,还是南亚的棉花,都通过在地化改造与体系整合,使异质要素转化为内生发展资源,从而不断丰富农业生产体系。其二,区别于以征服与掠夺为主导的外向扩张模式,中华农耕文明在对外交流中始终坚持和平交往。农业技术的传播主要依靠贸易往来、人员交流、文化互动,形成以交流互鉴为特征的扩散机制。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承载的不仅是商品,更是技术与文明的交流互鉴。其三,中华农耕文明通过融合外来技术与本土知识,不断生成新的实践体系。中国的水稻、茶叶、丝绸、瓷器等农业成果,以及耕作技术、水利技术、农学知识,都曾对世界农业文明作出重要贡献,在保持自身文明特质的同时,实现世界各类文明的互鉴共生。 二、中华农耕文明赋能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内在机理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不仅需要人才、资本、技术等现代要素的支撑,更需要从历史深处汲取精神力量与文化智慧。中华农耕文明蕴含的生态伦理、技术经验、治理智慧与文化基因,并非静态的历史存量,而是可以激活转化的宝贵资源。 (一)以文化认同筑牢农业现代化的精神根基文化认同是中华农耕文明赋能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点。中华农耕文明不仅承载着生产经验与制度安排,更内嵌于乡村社会的运行结构,为农民提供了理解世界、安身立命、处理群己关系的基本框架。任何制度的有效运行都依赖参与者的共同信念与互信基础。农耕文明所塑造的乡土伦理、村规民约、家族观念,正是这样一种可依托的文化资源。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建立在长期交往与共享文化之上的内生信任。这种文化信任能够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有效缓解制度摩擦、提升政策执行的社会黏性。 文化认同关涉农业现代化的主体生成,直接关系到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性问题。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着传统社会关系的解组与个体化趋势,农民的主体性容易在资本、技术等外部力量面前被消解。中华农耕文明所承载的文明共同体意识,则为主体性的重建提供了文化路径,使农民由被动的政策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现代化参与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同传承优秀农耕文化结合起来,同农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理念结合起来”,深刻揭示了农耕文明在激发农民主体性、凝聚乡村共同体意识中的独特作用。农耕文明之所以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在于其具有“日用而不觉”的特性,其影响深嵌于农事节律、乡风民俗与日常伦理之中,持续实现着文化再生产。正是在这种润物无声中,农耕文明不断地为农业现代化提供精神滋养。 (二)以生态适配激活绿色农业的传统基因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注重绿色可持续发展,而中华农耕文明所积淀的生态智慧,恰与这一转型具有天然适配性。生态适配机制的核心在于,传统农耕文化中“道法自然”的生态秩序、“取用有节”的资源观、“循环再生”的生产方式,与当代绿色农业追求的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生态平衡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中国传统农业在长期演进中形成了一套精密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如《齐民要术》中“收刈之后,种植绿豆”的粮豆轮作模式、《陈旉农书》中“池塘之利,以鱼为食,粪以肥田”的塘鱼肥田模式,实现了物质在农业生产系统内部的循环再生,避免了外部资源过度输入带来的环境压力。 生态适配机制为破解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带来的环境困境提供了替代性方案。长期以来,工业化农业在追求产量最大化的过程中,造成了土壤退化、水源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结构性风险。在此背景下,挖掘传统生态智慧的当代价值,探索绿色农业发展路径,成为农业现代化的迫切需求。截至2025年,全国已分7批认定188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些遗产所蕴含的传统生态智慧正在被系统挖掘与活化利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要求“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生态适配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耕作方式,而是推动农耕文明优秀遗产与现代文明要素的有机结合,将传统生态伦理融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三)以技术转化厚植产业升级的历史底蕴技术转化体现了传统农耕技术与现代产业升级之间的内在贯通关系。中华农耕文明在数千年实践中形成的精耕细作传统并非简单的经验性技术,而是在资源约束下实现效率最优的生产理性。其核心在于通过劳动力密集投入、土地精细管理、资源高效利用,实现单位面积产出的持续提升,这一基本逻辑与现代农业追求资源节约、效率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具有内在一致性。 传统农耕技术并非可直接套用的现成方案,而是需要在现代科学框架下进行解码、重构与升级,实现从零散经验知识向标准化技术体系的转型。传统精耕细作农法中的土壤培肥经验,可以转化为现代土壤健康管理的技术规范;传统轮作复种制度中的茬口安排智慧,可以上升为现代耕作制度设计的理论依据;传统间作套种模式中的生物互作知识,能够为现代生态农业多样性种植提供技术支撑。这种转化并非以现代技术替代传统经验,而是依托现代科学理论对传统经验加以阐释、验证与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技术供给与农民生产认知不相适配的矛盾。以外源技术为主导的推广路径,往往因脱离农民固有知识体系与生产习惯遭遇推广梗阻,而立足传统农耕技艺开展现代化转化,能够更好对接农民内生知识体系,有效降低技术接纳门槛,提升农技推广实效。激活技术转化机制需要建立传统农耕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对接平台。其一,开展传统农耕技术的系统整理与科学评价,甄别具有转化价值的技术要素;其二,推动传统技术在现代农业中的试验示范,探索传统经验与现代技术结合的有效路径;其三,将技术转化纳入农业科技政策体系,为传统技术的现代转化提供制度保障。唯有如此,才能使精耕细作的传统智慧在产业升级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 (四)以治理协同优化乡村善治的智慧支撑治理协同体现了传统乡土治理智慧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契合。中华农耕文明在数千年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以宗族组织、乡约制度、村规民约和乡贤治理为主要载体的基层治理结构。这套治理传统以乡土伦理为基础,以内生秩序为依托,以柔性调节为手段,与国家权力体系形成嵌合互动。其并非与现代治理相悖的落后形态,而是可被激活并嵌入当代制度框架的内生性治理资源。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智慧集中体现在“德治”与“自治”的有机结合上。宋代吕氏兄弟创制的《吕氏乡约》,提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条纲目,开创了乡村自治制度化的先河。明代王阳明推行“南赣乡约”,将乡约制度与保甲制度结合,形成了行政力量与乡村自治互动的治理格局。清代延续并发展了乡约制度,使德治与法治在基层治理中实现协同。其中,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体自律的行为准则,村规民约构成集体行动的制度基础,乡贤与宗族精英则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发挥联结与调适功能,从而维系基层社会的稳定运行。 在快速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传统乡土秩序在市场化、城镇化冲击下趋于瓦解,宗族组织弱化、乡贤群体流失、村规民约失效;另一方面,现代治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行政力量单兵突进难以覆盖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导致治理出现“真空地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实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时,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推动礼仪之邦、优秀传统文化和法治社会建设相辅相成”。治理协同并非简单地恢复传统治理形式,而是将乡土伦理、村规民约、乡贤作用等传统治理要素,与现代治理制度进行有机融合。将传统德治资源与现代法治精神结合,将村规民约的柔性约束与国家法律的刚性规范结合,将乡贤的引领作用与村民自治的主体地位结合。 三、中华农耕文明赋能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实践进路农耕文明赋能农业现代化,最终要落地于具体实践。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独特性,正体现为对传统农耕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其以农耕文明的核心特质为基底,在文化、生态、技术、制度等维度构建了适配本土需求的实践体系。 (一)文化铸魂:培育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活力的乡村文明激活农耕文明的文化价值,需要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乡村文明既不失传统底蕴,又能焕发现代活力。文化铸魂,在于将农耕文明的精神内核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承的乡村文化生活形态,让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其一,推动农耕文化的活态传承。农耕文明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静态遗产,而是活在农民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文化实践。需要将“顺应天时”的农事智慧、“敬天惜物”的生态观念、“守望相助”的共同体意识等融入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设立农耕文化体验基地,让城市居民和青少年在参与农事活动中感知传统智慧;建设村史馆与农耕文化展示馆,系统展示当地农耕历史、生产工具、生活习俗,让村民在了解历史中增强文化认同。鼓励学校与村庄建立结对关系,组织学生定期参与农事劳动,使农耕文化传承从娃娃抓起。杭州市富阳区农耕作物公园以“稻麦研学”为主题,开展“春耕大典”“育秧月”“麦收月”等紧扣农时节律的研学活动,2025年接待约10万人次,实现了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研学教育的有机融合。 其二,促进传统伦理与现代价值的有机融合。农耕文明中的孝亲敬老、邻里互助、勤俭持家、诚实守信等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一致性,需要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将传统伦理资源与现代价值进行创造性转化。通过修订村规民约,将传统美德转化为现代行为规范,使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等内容成为村民共同遵守的准则;通过评选“好媳妇”“好婆婆”“文明家庭”“道德模范”等活动,激活传统伦理的现代意义,树立可学可做的身边榜样;注重发挥家风家教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开展“立家规、传家训、树家风”活动,使传统家庭伦理在现代乡村社会中持续发挥作用。 其三,培育乡村文化主体性与内生动力。文化铸魂不能依靠外部力量的单向“输入”,而应激发农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需要支持农民自办文化社团,如戏曲班、秧歌队、书画社等,让农民成为文化创作的主体;鼓励农民自创文艺作品,以身边人、身边事为素材,创作反映乡村生活的文艺作品;支持农民自办节庆活动,让传统节庆在农民手中焕发新的生命力。鼓励乡贤能人、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文化治理,发挥其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支持返乡青年创办文化工作室、文创工坊,为乡村文化注入现代元素。此外,应注重运用数字化手段赋能乡村文化传承,建立农耕文化数字资源库,开发线上文化体验项目,使乡村文化突破时空限制,获得更广泛的传播与认同。 (二)生态赋能:打造传统智慧驱动的绿色农业模式生态赋能的实质在于将传统生态智慧转化为可操作、可推广的绿色农业模式发展,使农耕文明的生态基因在现代农业生产中发挥实质性作用,助力摆脱工业化农业带来的环境困境。 其一,建立传统生态知识的挖掘与应用体系。这一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对我国各地丰富的传统生态农业经验进行系统性的调查与科学评价。我国地域广阔,农耕传统深厚,已形成诸多独具智慧的生态模式,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循环共生、西北“砂田种植”的节水保墒、东北“轮作休耕”的地力维持以及南方山区“梯田耕作”的水土保持等。然而,这些经验要转化为现代生产力,必须经过现代科学技术的检验。应组织力量运用跨学科方法对其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进行综合评估,从中甄别出具有现实转化价值的核心智慧。在此基础上,转化的关键在于将零散的经验提炼为标准化技术规范,并借助现代工程技术、生物技术和植保技术进行创新升级。 其二,推动传统生态智慧的现代技术转化。生态赋能将传统生态伦理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实现传统智慧的创新性转化。搭建传统农耕技术与现代农业科技的对接平台,推动精耕细作传统与精准农业技术相融合,将传统土壤培肥经验与智能施肥系统相结合,实现精准施肥、按需施肥;将传统间作套种经验与生态学原理相结合,开发多样性种植技术,利用生物互作机制控制病虫害,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支持科研机构与农业企业开展联合攻关,将传统生态智慧转化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绿色农业技术。鼓励农业科技园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设立传统生态技术转化专项,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注重传统生态技术与现代设施农业的结合,在温室大棚、无土栽培等现代生产模式中融入传统生态理念,实现现代技术与传统智慧的互补共生。 其三,构建传统智慧驱动的绿色农业政策体系。一是建立技术推广与激励机制,对采用传统生态技术的农户给予直接补贴,降低其应用成本,激发实践动力。二是完善绿色标准与认证体系,将传统生态智慧转化为可量化、可追溯的认证指标,打通优质优价的市场通道。三是探索生态补偿与品牌建设,对守护传统生态智慧、维护农业生态系统的农户给予生态补偿,同时培育以传统技术为核心的绿色农产品区域品牌,提升市场竞争力。四是创新农业保险支持,将传统生态农业模式纳入保险覆盖范围,有效对冲农户因技术转换而面临的自然与市场风险。以浙江杭州推进“千万工程”的实践为例,2025年,杭州新增城镇供水管网覆盖237个行政村,新建农村公共充电桩1596个、农村公路122公里;据该报道,杭州和美乡村覆盖率已达76%,基础设施与乡村面貌得到明显改善。 (三)科技融合:推动传统农耕技术的现代转化运用科技融合旨在将传统农耕技术纳入现代农业科技体系,实现传统经验与现代技术的双向互动与深度融合,使传统智慧在农业产业升级中发挥实质性作用。 其一,建立传统农耕技术的科学解码机制。传统农耕技术中蕴含着丰富的经验知识,但往往停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层面,缺乏科学理论的支撑。需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传统经验进行解码,揭示其背后的科学原理,使传统经验从“经验形态”升华为“知识形态”。对传统间作套种技术进行生态学分析,阐明作物之间的化感作用、资源竞争与互补机制,揭示其增产的科学原理;对传统土壤培肥经验进行化学解析,明确有机肥施用与土壤养分循环的关系,揭示其维持地力的机理;对传统农事节律进行气候学检验,评估其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适应性,为技术推广提供科学依据。通过科学解码,使传统经验成为可验证、可传播、可教学的科技知识。 其二,推动传统技术的现代转化与升级。要将传统技术要素与现代技术体系进行融合创新,实现传统技术的现代转化与升级。可以将精耕细作传统与现代智能装备结合,开发适用于小农户的智能农机具,使精耕细作从“人力密集型”升级为“技术密集型”;将传统种子选育经验与现代生物技术结合,培育适应性强、品质优良的地方品种,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这种转化不是用现代技术替代传统经验,而是通过现代技术激活传统经验,使其在现代农业生产条件下发挥新的作用。当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2025年已超过64%,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已超过95%,畜禽、水产、蔬菜国产种源市场占有率分别超过80%、86%和91%,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 其三,构建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技术推广体系。技术推广要尊重农民的知识体系和接受习惯,以农民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方式进行推广。将传统技术作为现代技术推广的“中介”和“桥梁”,以农民熟悉的技术为切入点,引导其逐步接受现代技术。以传统堆肥技术为基础,推广有机肥标准化生产,让农民在熟悉的操作中掌握现代技术;以传统节水经验为参照,推广现代节水灌溉技术,让农民在对比中感受现代技术的优势;以传统病虫害防治方法为起点,推广绿色防控技术,让农民在实践中接受现代植保理念。注重发挥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在技术推广中的作用,支持其开展技术示范、技术培训,成为技术推广的重要力量。通过构建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技术推广体系,使传统技术的现代转化成果真正落地生根,惠及广大农民。 (四)机制保障:构建农耕文明驱动农业现代化的制度体系机制保障在于将农耕文明的赋能作用纳入制度化轨道,形成长效机制,使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有章可循、有制可依,确保农耕文明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发挥赋能作用。 其一,建立农耕文明资源调查与保护制度。相关部门应组织开展全国性农耕文明资源普查,系统梳理各地农耕文化遗产、传统农业技术、乡土治理经验、传统农耕知识,建立分级分类保护名录和数据库。对濒临失传的传统技术,建立抢救性记录与传承机制,通过影像记录、口述史整理等方式保存核心内容;对具有地方特色的乡土治理经验,纳入乡村治理创新试点,在试点实践中实现活态传承。建立农耕文明资源保护责任体系,明确各级政府、村集体、农户在保护中的责任,形成保护合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耕文明保护,支持社会组织、企业、志愿者开展保护活动,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保护格局。 其二,完善传统资源转化政策支持机制。将农耕文明现代转化纳入农业政策体系,形成政策合力,为传统资源创造性转化提供制度保障。在农业政策中纳入传统生态技术推广内容,对采用传统生态技术的农户给予补贴,降低技术应用成本;在乡村治理政策中吸收乡土治理经验,支持村规民约修订、乡贤理事会建设、村民议事会发展等实践探索,使传统治理智慧融入现代治理体系;在文化产业政策中支持农耕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推动传统资源产业化转化。建立农耕文明赋能农业现代化绩效评估机制,定期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及时调整优化政策措施。 其三,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推进机制。农耕文明的现代转化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形成协同推进的生动局面。在政府层面,各级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协同配合,在规划编制、政策制定、资金投入、项目安排等方面形成合力。在市场层面,鼓励农业企业、文化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农耕文明资源的开发利用,推动传统资源的产业化转化。支持企业开发传统农耕文化创意产品,打造农耕文化品牌;引导企业采用传统生态技术发展绿色农业,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农耕文明保护与传承,发挥其在资源整合、活动组织方面的优势。在社会层面,支持农民合作社、文化社团、乡贤组织在农耕文明传承与创新中发挥主体作用。农民是农耕文明的主体,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让农民在农耕文明赋能中受益,在参与中成长。 参考文献: [1]王樊,康成铭,陈义根.中华农耕文明赋能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机理与进路[J]. 声明:本文所用图片、文字均为转载,如有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第一时间告知,我们将根据您提供的证明材料确认并立即删除内容。本文内容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物联网123观点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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