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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作为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关键驱动，在弥补区域平衡性不足、加速农业农村高质量转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发达国家争相开启了数字乡村转型之路：在农业层面，数字技术贯穿产前、产中、产后全链条，推动智能育种、精准作业，实现农业数字化；在农村层面，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强化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服务网络，促进农村数字化；在农民层面，数字技术提升教育可及性、增强技能培训实效，助力农民数字化。数字乡村建设既是这三重维度的有机整合，也是数字中国建设在基层延伸的关键板块。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到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目标任务，再到2021年《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迭代升级到2024年《数字乡村建设指南2.0》，中国已逐步搭建起数字乡村建设的“四梁八柱”。步入“十五五”开局新阶段，数字乡村建设被赋予更为重要的使命，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置身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期，中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三农”事业的现代化发展也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既承载着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基础使命，也面临着技术应用不充分、区域发展不均衡、人才供给不足等现实挑战，亟须通过数字化转型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因此，加快数字化向乡村空间的全方位渗透，不仅是提升乡域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支撑农业强国愿景实现的关键点。 当前，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正面临深刻的现实矛盾，一方面是政策体系的持续完善与资金投入的逐年增加，另一方面是涉农技术创新转化不足、区域数字化发展失衡、小农户数字融入困难、跨部门协同壁垒突出等问题的长期存在。这种矛盾的本质在于，现有发展模式未能有效破解技术供给与农业需求脱节、统一政策与区域差异矛盾、数字基建与能力提升失衡、数据共享与系统整合不足四大核心问题，亟须立足中国国情农情，借鉴国际先进实践经验，融合本土政策实践，探索兼具适配性与可操作性的本土化协同发展路径。 从学术研究脉络来看，国内外学界基于不同制度背景与发展阶段形成了差异化研究脉络，共同构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多元参考体系，但仍存在可深化的空间。现有研究可按国际经验借鉴与国内实践探索两大核心脉络归类梳理。在国际经验研究方面，学界多聚焦数字化先发国家的实践探索，核心围绕技术应用模式与建设范式提炼两大关键词展开，形成三大研究分支。其一为美国技术驱动型智慧农业研究，核心观点聚焦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赋能智慧农业升级的实践路径，并剖析其多元协同的矩阵式数字乡村发展模式如何为美国数字经济的持续增长注入动力，但此类研究多局限于农业生产端数字化，对乡村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覆盖探讨不足；其二为日本集约型数字乡村研究，立足于小农户经济禀赋，围绕资本与技术双轮驱动模式展开，阐释数字技术适配小农户生产场景的实践路径，并提炼出对中国具有借鉴价值的具体策略，但未深入考量制度环境差异对经验跨国移植的约束作用；其三为全球多个国家的智慧农业发展实践对比研究，侧重梳理不同国家的实践经验与共性问题，但多为表层描述，缺乏针对性的本土化嫁接机制分析。整体而言，国际经验类研究多以“为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域外镜鉴”为研究导向，但普遍停留在经验总结层面，缺乏制度差异视角下的批判性分析，难以直接指导中国实践。而国内数字乡村研究则紧密衔接乡村振兴与数字中国战略，研究热点从早期的乡村数字治理、信息化建设逐步转向数字赋能、智慧农业等议题，形成三大主流研究方向。一是理论内涵与治理价值研究，通过界定数字乡村的核心内涵与战略定位，剖析其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机理，夯实了研究的理论基础，但多为宏观定性分析。二是聚焦数字乡村建设的经济效应实证研究，重点探究了其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实证依据，且着重强调数字乡村发展需注重协调性，以缓解区域发展不均衡带来的空间负外部性问题；虽有高度，但对基层实践中技术落地、数字产业可持续运营难等微观机制剖析不足。三是现实困境与路径研究，借助具体案例剖析数字农业的实践属性，精准审视当前国内农业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中国数字农业的发展路径与实施策略；虽贴合基层实际，但多聚焦单一问题分析，系统性、普适性的理论提炼有待加强。综上，现有研究在“国际经验的深度中国化转译”与“中国复杂现实问题的精准学术回应”之间尚未形成有效衔接。 立足于上述，如何深度探索中国数字乡村的本土化演进范式，并精准锚定其战略突破路径，已成为亟待破解的重大战略议题。欧盟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先行者，面对农业资源禀赋约束、劳动力老龄化、生态环境压力等与中国相似的多重挑战，通过构建多层次政策体系、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均衡布局、强化智慧农业技术创新、完善区域协同机制等举措，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数字乡村建设模式。其在破解小农户数字化转型、跨区域发展失衡、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等难题上的实践经验，与国内相关政策建议形成互补，具有极强的借鉴价值。鉴于此，本文立足制度适配性视角，系统梳理欧盟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框架、发展背景与核心实践，提炼其制度逻辑与运作机制，并结合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实际、国内政策建议及“十五五”规划要求，提出针对性的本土化突破路径。本文的创新之处与边际贡献在于：一是突破国际经验研究的描述性局限，基于制度适配性视角揭示欧盟经验的系统性逻辑，提炼其可转化、可移植的机制内核；二是将欧盟实践与中国现实困境进行结构性对话，并与国家最新政策导向、本土实践需求精准结合，避免简单照搬；三是紧扣政策导向，构建“治理体系优化、基建与数据服务双升级、技术集成普惠、区域集群协同、人才全链条培育”的本土化路径框架，为破解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悖论、完善中国数字乡村建设体系、提升数字中国治理效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2 欧盟数字乡村发展背景2.1 欧盟乡村建设的政策框架欧盟的乡村建设并非一个孤立的政策领域，而是深度嵌套于其多层次、一体化的治理框架之中，形成了一套以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CAP）为核心、以欧盟凝聚政策（Cohesion Policy）为支撑、以专项战略和基金为协同的复合政策体系。CAP作为欧盟农业与乡村发展的核心政策工具，其历史性改革从早期以价格支持保障粮食安全，到纳入农村发展作为第二支柱，再到强调“绿色”与“智能”双重转型，为乡村地区的综合发展，包括数字转型，提供了根本性的制度保障和财政渠道。其第二支柱下的欧洲农业农村发展基金（EAFRD）是支持乡村经济多元化、环境管理与创新的关键资金来源。欧盟凝聚政策（尤其是欧洲区域发展基金（ERDF）和欧洲社会基金（ESF））作为另一大预算支柱，其核心目标是缩小欧盟内部区域差距。该政策通过对欠发达地区（多为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商业环境、人力资源和创新能力的投资，与CAP形成强力互补，共同夯实了乡村发展的物质与人力资本基础。 在此宏观框架下，欧盟发布了一系列专项战略与倡议，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具体的方向指引和行动载体。例如，欧洲绿色协议、数字化欧洲等横向战略，为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与数字化转型设定了跨领域的政策目标与资源指引；2017年“欧盟智慧乡村行动”和后续的“智慧乡村21/27”等项目，标志着数字乡村建设作为实现战略愿景的关键工具和具体路径，被系统地整合进CAP第二支柱和凝聚政策的项目实施中，成为提升乡村活力与可持续性的关键抓手。而地方发展共同体主导方法（LEADER）作为CAP和凝聚政策中广泛采用的基层实施模式，强调自下而上的地方参与和跨部门合作，为数字乡村等创新理念的本地化落地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治理机制。同时，2021年《欧盟农村地区的远期愿景》为乡村地区到2040年的发展描绘了“更强韧、更联通、更繁荣、更创新”的蓝图，并启动了“乡村公约”以动员各方行动，进一步巩固了数字乡村在整个乡村建设政策体系中的战略地位。 2.2 欧盟数字乡村的演变历程2014年，欧盟启动2014—2020年农村发展计划，通过EAFRD进行资助并采用地方发展共同体主导方法（LEADER）开始关注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同期《欧洲伙伴关系行为守则》规范了跨主体协作的权力分配。2016年《科克2.0宣言》首次明确消除城乡数字鸿沟的核心目标[10]，欧洲空间规划观察网络（ESPON）相关合作计划与宽带能力办公室（BCO）网络建设同步推进。2017年，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智慧乡村行动”正式确立“智慧乡村”概念，欧洲议会启动试点项目，欧洲农村发展网络（ENRD）专题小组与数字创新中心（DIH）等平台助力理念普及与技术落地；同年10月，《文霍斯特宣言》在倡导公民与决策者协同构建可持续乡村的同时，实现了对“欧盟智慧乡村行动”战略思想的解构与延伸，也进一步凸显了中小企业在数字转型生态中的异质性价值及其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2018年4月13日的《布莱德宣言》聚焦农村数字化平等受益目标，同年6月CAP立法提案将“智慧乡村”纳入框架；且欧洲经济社会委员会（EESC）在其发布的专项意见中，强调村镇作为农村振兴的战略基点，其数字化转型取决于硬件设施的普及与软件治理能力的协同提升，这也为“智慧乡村”的全面落地确立了双元驱动路径。2019年欧洲议会启动了数字乡村建设的新阶段，“智慧生态社会村”试点项目发布最佳实践，“智慧乡村21”项目启动规模化试点；在对21个样本村落进行实证考察的基础上，构建了“路线图工具箱”，系统梳理了数字乡村战略从方案设计到落地实施的全周期关键节点，并集成了多项功能性组件以支撑其实践应用。2020年，试点成果进一步推广，欧盟发布《农村地区长期愿景路线图》明确农村高速宽带全覆盖目标。2021年，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欧盟农村地区的远期愿景》深度剖析了乡村发展的结构性困境，在辩证审视挑战的同时，挖掘了其在未来转型中的潜在趋势。该愿景旨在构建一个指向2040年的跨区域协同发展图景，为欧洲乡村振兴提供了长效行动纲领。启动“智慧乡村27”项目，通过建立“智慧乡村观察站”、更新成员国政策简报等方式，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标准化与常态化。欧盟持续通过数字技术助力农业可持续发展，同时向国际社会分享经验并缩小内部区域差距。 2.3 欧盟数字乡村的发展缘起欧盟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背景深刻植根于经济、社会、环境及技术等多维度的综合驱动之中，且与全球数字化浪潮与农业农村转型紧密相关。 2.3.1 增强农业整体竞争优势从经济层面看，传统农业在全球市场竞争中逐渐失利。纵然欧盟CAP在动态演进与制度优化中，赋予了部分农产品较强的市场竞争韧性，但其发展进程仍受制于先天资源禀赋的刚性约束，叠加CAP转型带来的相关影响，欧盟农产品在整体层面仍面临着严峻的竞争压力。美洲国家（尤其是美国）凭借规模化生产与低成本优势占据国际市场，而欧盟农业因小型农场占比高达80%，农业资源禀赋不足，农业生产规模有限，叠加环境保护与动物福利的高标准要求，进一步推高了生产成本。因此，欧盟亟须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生产效率、降低投入成本并开发高附加值产品，以应对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与贸易保护主义挑战。 2.3.2 应对劳动力资源供给的紧张态势社会结构方面，欧盟农业劳动力流失严重且老龄化加剧。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推进，传统农业面临劳动力流失的严峻挑战，据欧盟委员会数据，2005—2018年欧盟农业劳动力数量骤减逾950万人，缩减降幅呈现出倍增态势。这种人力资本流失困境，受多重因素驱动。一是技术革新与农业机械的广泛应用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使得农业部门对人力的需求大幅减少，难以吸纳现有劳动力规模；二是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与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强大的就业虹吸效应，吸引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与此同时，欧盟农业面临严峻的代际更替压力，管理者群体中超过55岁的男性占比高达57.8%，而青年群体（不足11%）的补给效能堪忧，且40岁以下从业者仅剩10.7%，其中35岁以下农民占比已由2005年的6.9%下滑至2016年的5.1%。这种年龄结构的断层更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引发了季节性缺工危机，迫使产业界寻求自动化技术以实现对人工劳动的替代，从而缓解用工缺口带来的压力。劳动力短缺与老龄化导致技术接受度低、创新动力不足，迫使农业领域加速自动化与智能化技术应用以弥补人力缺口。 2.3.3 实现农业可持续化发展环境维度上，传统农业依赖农药、化肥的粗放模式引发土壤污染、饮用水安全威胁及生物多样性下降等生态问题。例如，德国通过量化农药使用的负外部性效应发现，化学药剂的过度使用已导致其年度生态成本突破1.17亿欧元[13]；此外，欧盟畜牧业作为温室效应的重要诱因，使得其温室气体减排、可再生能源推广等关键领域的发展缓慢，加之系统性转型面临的多重障碍，正影响着欧盟2050年气候与能源政策目标的达成。因此，智慧农业通过实时监控作物与牲畜状态、优化资源配置比（如精准灌溉、智能饲喂），成为减少环境影响、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路径。 在此背景下，欧盟将数字技术视为突破困境的关键路径，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增强乡村活力，应对劳动力短缺、环境压力与市场挑战。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成熟与成本下降，为农业数字化提供了技术支撑。 3 欧盟数字乡村建设的核心实践与量化成效欧盟的数字乡村实践呈现出系统推进、注重实效的特征。其实践可归纳为四个紧密关联的层面，并取得了可量化的进展。 一是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欧盟通过推动跨区域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整合数据共享与社区参与机制，系统提升乡村网络覆盖水平。自2013年宽带规制调整以来，政企资本持续投入农村高质量网络建设；2016年“欧洲千兆社战略”更明确了2025年实现超高速联通的目标。在此推动下，农村数字设施显著改善：截至2019年，欧盟农村固定宽带覆盖率已超90%，快速宽带覆盖率较2013年提高近39%；至2021年，乡村4G网络覆盖率达到99.6%，光纤接入覆盖率提升至34%[14]。在此基础上，欧盟依托完善的基础设施，积极推广农业数智化工具的应用。物联网技术在土壤感知、遥感监测等环节的深入渗透，推动了精准农业的发展，优化了生产管理并降低了经营成本[15]。同时，欧盟注重构建普惠型智慧农业生态，如基于哥白尼与伽利略卫星系统开发的FaST开源数据平台[16]，为农户提供实时环境数据与决策支持，帮助其降低生产成本，并促进相关环保法规的落地实施。 二是在智慧农业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欧盟将智慧农业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核心驱动力，通过物联网、人工智能、5G等技术重构农业生产体系。例如，“WaterBee”智能灌溉系统通过低成本传感器网络实现高效调度，应用后灌溉效率提升44%、人力成本降低23%，真正实现高回报成效[17]。同时，欧盟的智慧农业技术研发与其CAP目标深度结合[18]，注重技术的前沿性与实用性平衡。在“地平线2020计划”等的支持下，欧盟重点布局农业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同时充分考虑小型家庭农场需求，开发适配性技术。德国是典型代表，其将“3S”技术、物联网与智能农机深度融合，通过光学传感器诊断等技术实现精准作业，优化生产投入。这种技术供给向场景适配的转变，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也推动了乡村发展范式的创新[19]。 三是在区域集群与多元协同方面，为适配成员国差异化的产业底色，欧盟在确保生态福祉与公共安全标准的同时，大力推进集群化创新路径。通过启动SmartAgriHubs项目，欧盟成功串联起28项旗舰级创新实证研究，将数字创新中心（Digital Innovation Hub）、能力中心（Competence Centres）、高等学府及生产主体织入统一的协同网络；SmartAgriHubs项目聚焦种植业、畜牧业与水产业，开发了基于遥感监测的病虫害预警系统，并推动适应不同农业条件的数字化解决方案落地。例如，德国的“葡萄园割草机器人”、西班牙的“SAIA”植物病虫害预警、瑞典的农业电子咨询、荷兰的“DIG-ITfarm”猪群病害监测、罗马尼亚的“露天蔬菜数字化”等项目（表1）。数字技术的落地效度和深度受制于地域特征的兼容性，欧盟各成员国基于自身禀赋所形成的非对称实践路径，深刻揭示了差异化部署数字农业的内在逻辑与战略价值。 四是在人才培育体系建设方面，欧盟构建了覆盖知识传播、技能认证与实践转化的多层次系统化体系。其实践核心是将人才培养深度融合于农业知识与信息系统（AKIS），形成政、产、学、研、用协同的知识共享生态。例如，欧盟以“技能联盟”（Union of Skills）计划为统领，试点基础技能支持计划以强化阅读、数学及数字技能，推进STEM教育战略计划吸引女性参与数字与绿色转型领域，并引入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VET）战略，升级形成“VET-S”体系，2023年64.5%的职前职业教育（IVET）毕业生参与基于工作的学习，超2025年目标4.5个百分点，高中阶段VET毕业生就业率达81%，较普通高中毕业生高13.4个百分点，且73%可直接升入高等教育；同时，依托“人才助推机制”（TBM）为11个“人才发展陷阱”区域提供技术援助，联动150余个区域机构与200余名利益相关方，针对性解决技能错配与人才流失问题。这些举措共同构建了从知识传递到技能落地、从普遍培训到重点赋能的人才培育网络，为欧盟农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结构合理、可持续的人力资本支撑。 4 欧盟数字乡村建设的核心经验4.1 强化顶层战略协同，构建长效政策框架数字乡村的实践与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与长效保障。欧盟CAP体系正是其农业发展的核心支撑，为农业农村信息化、现代化及智慧农业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自1962年正式确立以来，CAP历经多轮改革迭代，始终围绕农业农村发展需求动态调整，其政策导向与实践举措持续为智慧农业发展注入动力。 为强化农业科技创新的资金保障，欧盟以CAP为基础，为联盟各国农业农村发展提供建设指导和资源支持，构建起一套以“欧洲地平线”计划及“农村发展”计划为双支柱的农业科技创新激励体系，实现对科研投入与产业转化的制度化保障。其中，“欧洲地平线”计划方案总预算规模达1000亿欧元，仅食物相关领域预算就达100亿欧元，“农村发展”计划则聚焦低碳农业、农林生态系统保护等绿色创新领域，两大项目通过农业欧洲创新伙伴关系（EIP-AGRI）形成资金合力，为农业数字化技术研发提供稳定支持。在具体政策部署上，欧盟委员会于2017年审议通过了《粮食和农业的未来：趋势与挑战》，其中明确提出，CAP需加速农业部门与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而作为同年的战略布局，“欧盟智慧乡村行动”则将数字基建与智能机具普及视为核心支点，其逻辑在于通过驱动生产环节向数字化转型，促进产业智慧化与地域智慧化的深度融合，进而激发基层农户与多元社会主体的参与内生动力。进入2023—2027年新一轮CAP改革阶段，数字化发展被提升至跨领域战略高度。在改革的导向下，形成知识积累、技术革新与数智化的“三位一体”格局，这一导向贯穿于农业发展的各个环节，成为撬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与传统农业现代化升级的关键引擎，并依托农业知识与信息体系（AKIS）的优化整合，促进跨学科、跨国界创新合作，完善智慧农业创新生态。 4.2 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普惠服务平台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弥合城乡“数字鸿沟”、驱动农业智能化的前提。智慧农业各环节的顺畅运行离不开高速宽带网络的保障，尤其是在精准种植领域。而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短板，极易加剧“数字排斥”现象，因此欧盟将乡村数字基建作为智慧农业发展的优先任务，构建了“欧盟补贴 + 成员国配套 + 私营资本”的多元融资机制[22]。芬兰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自2007年起通过“智慧村庄”项目精准施策[23]，针对东部及北部偏远地区实施光纤网络与无线电波数字网络工程，显著提升了数据传输速率。这种基建支撑不仅驱动了拉普兰地区驯鹿养殖的智能化转型，更催生了数字医疗、远程办公等多元服务，并通过在村庄设立数字中心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有效破解了老龄化背景下的技术普及难题。同时，欧盟也通过专项赠款投入数百亿欧元，重点保障市场不愿介入的偏远乡村宽带部署，并依托“欧洲地平线”计划提供农业数字化研发资金，通过EIP-AGRI整合资源，有效降低私营部门投资风险，充分激发运营商参与基建的积极性。 在数字平台建设方面，欧盟着力打造功能集成、包容性强的智慧农业服务载体，推动农业数据价值释放。以2017年推出的Agricolus平台为典型[24]，该系统集成了田间制图、虫害预警及决策支持（DSS）等核心模块，旨在为农户与农业食品机构提供生产优化与效率提升方案。其通过调取欧洲航天局（ESA）哥白尼中心的Sentinel-2卫星数据及信息访问服务平台（DIAS）的影像资源，实现了数据驱动的精准管理。一方面，其根据用户差异化需求提供定制服务；另一方面，其APIs接口能将卫星监测与植被指数有机结合，在实时评估农作物健康的基础上，参考生长阶段与干旱程度指导科学灌溉。该平台的广泛应用，显著加速了欧洲精准农业与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欧盟实践表明，硬件覆盖仅是第一步，让技术“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才是实现包容性发展的关键。这种“技术供给”向“场景适配”的转向，确保了数字化红利能够惠及最广泛的农业经营者，而非仅服务于大规模农场。这对中国的直接启示在于，在推进5G等新型基建“硬覆盖”的同时，必须将普惠性数字公共服务置于同等甚至更优先的战略地位，鼓励开发或采购适用于小农户的轻量化应用。同时，技术推广政策应摒弃“一刀切”的考核，建立“国家定标准、地方创场景”的柔性机制，鼓励基于本土产业特色的数字化微创新。 4.3 完善农业创新生态，推动技术研发转化健全农业创新体系是欧盟推动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显著特征，其核心逻辑在于构建一个多主体协同、需求导向鲜明且机制保障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从而为前端技术研发、中端成果转化及末端落地应用提供了全链条保障。欧盟委员会早在2012年便前瞻性地搭建了涵盖政、产、学、研及农户在内的多元协同创新体系。这一体系打破了传统科研中各主体间的信息孤岛与资源屏障，使得前沿理论能够快速对接农田实地需求，实现了知识、技术与实践经验的高效循环共享。2014—2020年，在“地平线2020”（Horizon2020）计划的强大驱动下[25]，欧盟投入逾2亿欧元专项资金，重点投向农业数字化的研究领域。这一战略部署催生了食品与农业物联网2020（IoF2020）、得墨忒耳（H2020DEMETER）、阿特拉斯（ATLAS）三大农业数字化服务项目，这些项目不仅为传感器技术、物联网架构及大数据分析方案的集成应用搭建了物理支撑，更通过SmartAgriHubs项目构建了一个覆盖全欧洲的数字创新中心网络，极大地降低了农业初创企业的技术准入门槛。2019年启动的AgRoBofood项目深耕农业机器人领域[26]，其通过建立专项协作机制，不仅在自动化采摘、精准除草等领域取得突破，还针对性破解劳动力短缺难题，构建起相对完善的智慧农业创新系统。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也强调，智慧农业不应是实验室的堆砌，政府与服务商需针对农村特殊的生活环境与农业复杂的地理条件，开发低成本、易操作且适配性强的精准农业技术，并配套专业咨询服务以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有效弥补了农户在新技术应用中的能力短板。另外，“欧洲地平线”（HorizonEurope）计划接续发力，在2021—2027年持续强化创新合作支持，通过重点支持欧洲开放科学云（EOSC）、欧洲高性能计算倡议（EuroHPC）等关键项目，成功打造了“LUMI”“Leonardo”等一批世界领先的超级计算机[21]，其强大的算力供给不仅为农业科学研究提供了核心技术保障，也广泛赋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多个领域的创新突破。 4.4 促进区域差异协同，实现数据资源共享在CAP体系下，欧盟立足内部成员国农情差异与农民需求分化，通过多元路径来推动区域内智慧农业协同发展，同时形成适配不同区域的差异化解决方案。为了实现技术在跨区域间的高效流通，EIP-AGRI发挥了关键的桥接作用，该计划不仅通过资金撬动互动式创新项目，还建立了成员国间的常态化交流机制，驱动农业技术在不同区域实现精准适配与高效流转[26]。而且，优化后的农业知识和创新体系（AKIS2.0）进一步增强了协同力，通过统一创新标准、整合研发资源，有效遏制了成员国间的同质化研究，在大幅压缩研发成本的同时，显著缩短了智慧农业技术的迭代周期与应用转化进程[27]。同时，欧盟致力于驱动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向市场化转型，通过服务供给多元化、运作管理商业化等举措，既减轻了政府公共支出与财政压力，又激活了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主体的参与活力，为不同成员国智慧农业发展的协调性注入了内生动力。但各成员国的推进路径呈现出明显差异，德国、荷兰、丹麦、芬兰等国以农业机械制造商为核心推动力，依托工业优势研发推广智能装备；意大利、法国则以政府与企业联合出资的方式，组建商业化运营公司，聚焦数据加工、终端服务等细分领域[28]。在数据共享与基础保障方面，为破除数据孤岛，欧盟加速推进农业资源共享平台建设。以“智慧农业食品计划2（SmartAgriFood2）”为例[16]，该项目通过多渠道征集产业反馈，将碎片化的成员国数据转化为系统化的数字资源，并深度对接欧盟未来互联网开源平台（FIWARE）的开源标准，成功集成了多元物联网协议，实现无人机、传感器等不同设备的高效匹配，既能为特定区域定制化开发智慧农业应用，又能帮助农户挖掘数据价值、透明化数据使用流程，大幅提升了数据获取的均等性，为中小农户和偏远地区主体提供了技术支撑。其核心经验在于承认并利用差异，通过构建协作网络来转化差异为互补优势，而非试图消除差异。 4.5 健全人才培育体系，强化数字人力支撑欧盟委员会于2012年发起的EIP-AGRI，涵盖了从研究机构到基层农户的全链条创新力量，构建起跨界协作、多方互动的知识互联网络。这一模式在欧盟范围内广泛铺开，通过27个成员国的97个区域发展计划，成功构建了超3000个基层运营单位[29]。此外，34个聚焦智慧农业的数字化共享网络的建立，为人才交流、技术协作提供了坚实载体。 为强化智慧农业人才培育的系统性与针对性，欧盟不仅成立了专门的智慧农业中心，统筹人才培育、科研创新与产业对接工作，还通过该中心与欧盟内外高校、企业等机构深度合作，提供定制化培训、科研协作、技术咨询等一站式服务。例如，SMARTPROTECT项目面向大学生、研究人员、企业家等不同群体开展分类培训，重点培育智慧农业领域的专家与创新者；AgROBOfood项目以在线课程、研讨会、实地实训等多元形式，聚焦机器人技术、传感器应用、数据分析等核心技能培训；SmartAgriHubs项目则致力于构建欧盟范围内的智慧农业创新生态，通过精准培育和支持农业专业人才与企业家，为智慧农业发展注入持续动力；INNOSETA项目也通过技术研发与实践推广的协同，进一步完善了人才成长的实践场景[30]。这些举措相互衔接，共同构成了欧盟多维度、全覆盖的智慧农业人才培育体系。这种“全链条融入、分层分类”的培育模式，确保了从创新源头到应用末梢的人力资本支撑是连续且有针对性的，而非仅靠单一的学校教育或短期培训。 5 对中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的启示5.1 优化治理体系，构建战略框架与适应性执行的协同机制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投入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不确定的显著特征，须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牵头推进农业农村数字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工作，并从财政扶持、法律保障、政策引导等多维度提供支撑。中国数字乡村建设虽拥有丰富的顶层设计，但政策的系统性、协同性与落地效能仍有提升空间，部门壁垒、项目碎片化、建设与运营脱节等问题依然突出。欧盟经验表明，一个成功的数字乡村战略不仅需要清晰的愿景，更需要一个能够有效整合资源、协调行动并允许地方灵活创新的制度性框架。对中国而言，第一，强化国家层面跨部门协同的制度刚性，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应立足自身主导性定位，加大在财政、法律与政策方面的支持力度，并在现有协调机制基础上，探索设立统筹性的“国家数字乡村发展与振兴基金”。该基金并非简单新增资金池，而是旨在对分散于农业农村、网信、工信、发改、科技等多个部门的涉农数字化专项资金进行一定程度的战略整合与程序化统筹。通过“大专项 + 任务清单”的模式，引导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形成合力，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消耗。第二，鼓励农业生产、大数据分析及农机装备等领域的龙头企业投身数字乡村工程，将社会力量的资本积累与科研底蕴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通过高效整合零散资源，搭建起覆盖面广、专业度高的综合助农体系。 政策体系的完备与资金渠道的稳定性，是数字乡村行稳致远的关键基石。在此基础上，应充分激发县域作为关键执行单位和“适应性创新”主体的活力。县域是政策落地的枢纽，也是需求最直接的感知者。应全面推广并深化县域治理模式，赋予县级政府更大的统筹协调权。同时，鼓励各县级单位在遵循国家统一数据标准与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依托“数字乡村一张图”等基础平台，结合本地资源禀赋、产业特色与文化传统，自主开发和迭代特色应用场景，使国家顶层设计能够精准适配千差万别的乡村实际，形成“国家定规则、地方创特色”的良性互动格局，有效应对“条块分割”与“特色应用推广难”的问题。 5.2 夯实数字基建，推动设施覆盖与数据服务的双轮升级农村地区最需要数字连接，但是农村的基础设施和数字包容性也相对较差。依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5年6月，全国网民规模已突破11.23亿人，相应的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79.7%；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斐然，累计建成5G基站达455万个，实现“村村通宽带、乡乡通5G”，其中行政村通5G比例超过90%。虽然中国农村普及率较自身往年有显著提升，但5G网络在乡镇及农村的覆盖质量、密度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欧盟经验提示，硬件覆盖只是第一步，构建普惠性的数字服务生态更为根本。一方面，在持续提升农村5G、光纤等新型基础设施覆盖广度与质量的同时，需着力构建可持续的运营与升级机制。政府在发挥自身主导性作用的前提下，通过实施相应的法规或强约束性政策加速农村基础设施普及，重点推进农村光纤网络升级、5G基站布局等硬件建设，稳步推进宽带服务升级，系统性优化网络传输效能与物理覆盖版图，特别是针对中西部地形崎岖地带，需强化基站布设与信号补强，大幅改善山区及丘陵地区的网络通达率。进一步明确基础电信企业在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的网络建设、维护与服务责任，并将服务质量纳入行业监管与补贴考核体系。在此过程中，政府可与网络运营商深化合作、协同共进，通过资源整合与模式创新，既能提升农村网络运营效率，又能有效降低建设与运营成本，形成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另一方面，在信息基础设施普及的同时，还应考虑如何更好地将农村融入数字化环境中。根据互联网统计报告，截至2025年6月，农村网民规模达3.22亿人，仅占网民整体的28.7%，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9.2%，相比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84.9%仍有较大差距。参考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推动农村数字融合可采取多元举措，例如，可借鉴欧盟“FaST”平台的开源公共品模式，由国家主导或大力支持建设一个或多个国家级、开放式的农业农村综合数据服务平台。该平台的核心任务是归集并标准化处理卫星遥感、气象监测、土壤普查、市场行情等公共数据资源，并以低门槛或免费的方式向农业经营主体、科研机构、中小企业和社会开发者提供安全可控的数据接口和基础分析工具。政府还可在农村图书馆、村会堂、社区中心等公共空间部署宽带网络与电脑设备，同时针对60岁以上老年群体定期开展数字技能基础培训，帮助其掌握基本上网操作，进一步推动数据服务平台的应用。通过打造一个数字时代的农业创新“基础底座”，显著降低全社会进行数字农业创新的初始成本，激发多元主体基于数据开发个性化应用的活力，从根本上解决小农户和欠发达地区面临的“数字工具用不起、用不好”的困境，实现乡村数据的开源赋能。 5.3 集成技术应用，促进数字普惠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单项技术难以实现农业农村智能化操作，只有将原先的数字技术集成化，不断将技术相结合组成相应的技术系统，才能进一步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针对中国农业农村数字技术应用仍处于发展阶段的现状，应重点推进数字技术集成化水平的提高。第一，在技术研发层面，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数字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深度挖掘信息技术的赋能潜力并延伸其覆盖边界，重点强化硬件设施与软件系统的交互能力。以北斗导航系统的跨界融合为契机，通过强化其在精准耕作与乡村数字化治理中的渗透力，构建起联结各类农业经营实体的数字纽带；鼓励科研机构、企业和新型经营主体组成创新联合体，确保研发方向与产业需求有效对接。第二，在数据资源整合方面，亟须提升数据收集效率与质量。中国现阶段数据收集效率和质量都较低，政府应该进一步推广前沿技术的集成化发展，将多项技术集成运用于农业农村生产生活具体场景中，提高数据收集效率；加强对相关数据库的建设，各级政务部门要加强对垂直类智慧农业数据中枢的扶持力度，尤其应下沉至县域层面构建数据基座，以保障农业数据资源的多维属性及深度开发的边际价值。第三，数字技术的普惠化应用是关键所在。应加速推广适配性强的移动端务农应用，以技术手段重塑信息运营流程，降低制度性交易门槛，赋能基层生产者，使其在数字化生态中获得对等的信息权益，从而破解传统农业模式下的信息孤岛难题；鼓励市场信息主体和社区信息主体开展对农户的信息服务，形成多元主体共同推进的信息服务体系。第四，加强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建设。完善数字技术扶持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知识产权等规范，为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通过技术集成、数据共享、普惠应用和法治保障的多维推进，才能真正实现数字技术对农业产业链的全面赋能。 5.4 统筹区域布局，打造差异协同的创新集群发展格局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显著，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必须摒弃“一刀切”思维，走向差异化协同。欧盟借助SmartAgriHubs项目，联动数字创新中心、能力中心、农业研究机构等多元主体，构建起区域集群化发展模式，为数字农业协同推进提供了有效范式。中国发展数字乡村也需立足自身国情与发展实际，开辟具有本土辨识度的演进路径。一方面，应科学布局和培育多层次、功能互补的区域数字乡村创新增长极。可在国家层面统筹，在各地区选择基础好、代表性强的区域，根据地方特色产业与既有设施基础，建设若干“国家级数字乡村综合改革与创新引领区”，打造多元化的数字乡村研发与实践枢纽，并承担起区域创新枢纽的功能，进行技术集成验证、商业模式孵化、本土化解决方案输出和专业化人才培养，形成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效应。另一方面，应制定并实施清晰的、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指引。积极引导各区域数字乡村建设主体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形成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数字乡村创新生态。例如，可借鉴欧盟区域协同经验，结合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在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上的差异，为不同区域制定差异化的数字乡村发展路径，实现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对于东部沿海领先地区，其核心任务是突破关键共性技术、探索数字化治理新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并肩负起向全国输出经验、技术与模式的“策源地”责任；同时，依托基建、电商、人才优势，优先落地数字农业技术。深化银企合作，为农村创业中小企业提供普惠金融；扶持特色产业，建设产业创意园等，形成集群效应，助力农民增收等。对于中部粮食主产区，重点在于推动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智慧供应链，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数字屏障；此外，依托黄河文化等深厚底蕴打造“科技+品牌”乡村产业，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推进农产品仓储、加工、电商数字化以延伸产业链，提升农户数字素养，借助现代媒介与价格优势促进农产品销售，结合文创、研学旅游等第三产业助力农民增收，全面支撑数字乡村发展等。对于西部地区，则应聚焦特色农业、生态旅游、民族文化等优势资源，利用数字化手段进行价值挖掘、品牌塑造与市场对接，探索一条绿色、特色的跨越式发展路径；同时，对接长三角、京津冀等发达地区，引入新型业态，发展低耗能、高产值绿色工业，培育农村电商、智慧物流等数字经济新业态，通过数字技术普及农村金融服务。国家层面的资源配置、项目安排与考核评价应充分体现这种差异化导向。 5.5 健全培育机制，完善全链条融入与精准化的人才支撑人才是数字乡村建设最活跃、最持久的要素。当前，中国乡村面临人才“引不来、留不住、用不好”的普遍困境，单纯依靠外部输送或短期培训难以根治。借鉴欧盟数字乡村人才培养的实践经验，人才培育并非仅依赖高校院所的单一推动，而是在于将人力资本开发内嵌于数字乡村建设的每一个环节：政府、农业企业、农协等多主体协同发力、形成合力。其中，政府承担自上而下的统筹规划职责，通过出台专项支持政策、构建金融保障体系奠定人才培养基础；农业企业发挥技术优势，提供实操性技术服务与实践场景；农协等社会机构搭建信息化服务平台，为人才成长提供全方位支撑。在具体培育路径上，一方面应在数字乡村项目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重大数字乡村建设项目（特别是政府投资项目）必须包含明确的本地化人才培养预算与实施方案。项目承担方有责任组织对项目相关的本地干部、技术人员、新型经营主体及普通农民进行针对性培训，确保项目的实施过程同时成为本地人才能力的提升过程，从根本上缓解“项目结束、系统停滞”的可持续性危机。另一方面，要构建覆盖广泛、分类施策的精准化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体系。可系统构建“普惠教育 + 专项技能 + 领军人才”的三层培育框架：一是面向广大村民特别是老年人，依托村级公共服务设施，广泛开展智能手机应用、互联网安全、线上政务办理等基础数字素养“扫盲”普及；二是面向家庭农场主、合作社骨干、返乡创业青年等“关键群体”，实施“数字新农人”培育计划，提供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农产品电商运营、数字营销、农村金融等“专项技能”实训；三是面向基层党政干部、项目运营管理人员，开展数字化领导力、数据驱动决策、项目管理等“领军人才”培训。同时，完善人才激励与保障政策，在创业支持、住房保障、子女教育、职称晋升等方面出台优惠措施，营造吸引并留住各类人才在乡村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为数字乡村的长期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活力。
参考文献： [1]吴彬,张兵兵.欧盟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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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6-8 19:34:09